|
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Newsletter on Cheng-Ho 第二十期 2004年12月20日 |
目 錄
活 動 1. 深圳． 2005年3月鄭和研討會
本刊 2
2.
南京． 2005年7月鄭和研究國際研討會
本刊 2
3.
臺灣．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鄭和下西洋特展」
本刊 3
4. 臺灣． 微太陽資訊公司出版三D動畫「鄭和下西洋」 聯合報3
5
臺灣．
籌組「中華鄭和學會」
本刊 3
6. 香港． 城市大學的鄭和研討會
本刊 4
7.
馬來西亞．
「鄭和巡迴展」
吳龍雲 5
8. 美國． 哈佛大學的鄭和研討會
袁尚賢 6
9.
里斯本．
孟席斯對金國平同臺辯論
消息日報 6
10. 南亞． 海嘯救災呼籲
本刊 7
書 評 1.近代第一份鄭和研究──英人梅輝立的〈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 陳信雄 8
論 述 1.追記「武漢鄭和研討會」 龍村倪 12
2福建安溪發現鄭和和下西洋隨行人員族譜
李玉昆
15
3.平湖報本塔嘉靖間安奉鄭和捐刻《妙法蓮華經》的靖倭意義 陳玉女 18
4.〈鄭和航海圖〉二「官廠」考 金國平、吳志良
21
5.論鄭和血戰陳祖義
鄭永常 25
6.阿左雷斯•科佛群島的中國魅影 佛瑞拉•莫瑞諾著 歐政良譯 32
7.紀念鄭和下西洋各國「各自表述」
吳龍雲 34
8解構鄭和迷系列之二──有關寶船的迷思
陳政宏 35
9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鄭和資料 章樂綺 42
藝 文 1鄭和「八」次下西洋──從古之浡泥到今之汶萊
赤崁樓客 44
編輯室報告 本刊 52
English Contents (英文目錄) 53
網 址：http://proj.ncku.edu.tw/chengho/
電子郵件︰chengho@proj.ncku.edu.tw
發 行 人：王健文
地 址：臺灣701臺南市大學路一號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編輯委員：陳信雄（主編） 王健文 鄭 梓 鄭永常 陳玉女 陳政宏
活 動 報 導
■深圳 2005年3月鄭和下西洋研討會
會議主題：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回顧與思考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中國工程院農業．輕紡與環境工程部
開會時間：2005年3月21-22日
會議地點：廣鯟省深圳市
連絡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號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
■南京 2005年7月鄭和研究國際研討會預告
會議名稱：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辨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開會地點：南京市，太倉市
研討會主題：有關鄭和下西洋史事、意義，鄭和家世、生平，明朝的對外關係，鄭和航海所至與當時航海技術，鄭和下西洋在中國歷史、世界航海史的地位，鄭和航海史料的發現與研究，中國與海外各地對鄭和研究的介紹或評論，以及各種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研究。
會議時間：2005年7月4-6日
交稿日期： 2005年3月31日
論文格式： 5000-8000字，另附500字中文與英文提要
通訊處： 210013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虎踞北路12號
E-mail njzh600@sina.com
聯絡人： 符明榮
025-83391485，周志斌 --86920982，張燕波--83391946
■臺灣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鄭和下西洋特展」
展覽名稱：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特展
主辨單位：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陽明海運文化藝術館
策展意義：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的美洲發現早87年，比達伽馬的新航路開闢早93年，然則後來西方人卻主導了海上活動，東、西方海洋發展的現象和性質，值得注意並探討。值臺灣海洋年，特策展此一主題以推動關注和討論。
展場地點：基隆市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三樓，基隆火車站前
時間：2004年12月28日—2005年6月26日
週二至週日，晨九時至午五時，除夕休館
內容：介紹1405年展開的二十八年的鄭和下西洋。以船模呈現其船艦，以地圖顯示所到之地方，以數位化航海圖指示七次航行所至之處，以及當年海外各國進貢之土產，加上各種表格、圖像，展現下西洋活動內容，出使之成就，以及對後世之影響。配合展出，二樓有〈遠古舟楫特展〉，一樓有〈藍色海洋公路特展〉。
連絡電話：02-24559988,
02-24550574
■臺灣 微太陽資訊公司出版三D動畫「鄭和下西洋」
臺灣《聯合報》2004年11月21日報導，臺灣微太陽資訊公司出資，大陸的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等單位支持，耗資新臺幣二億五千萬元的「鄭和下西洋」動畫新近完成。這項大型計畫，經過三年努力，製作五百多組三D模型，完成動畫片三十集，每集三十分鐘。2004年11月間在北京展示，並接洽大陸各地播出，也將在臺灣發行。
製作單位表示，動畫的史事、船隻、服裝、地理環境，都經過嚴格考據，而劇情生動活潑，手法細膩，應能幫助年輕一代了解這一件著名的歷史事件。
■臺灣 籌組「中華鄭和學會」
中央研究院吳京院士等發起鄭和研究會，在2004年年底展開籌備工作，呼籲各界人士參與。
學會名稱：中華鄭和學會
學會宗旨：研究與鄭和遠航有關之中華文化
人會資格：個人會員，年滿二十歲，對鄭和研究有興趣者，入會費，2000元，常年會費，1000元（新臺幣)。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關或團體，入會費20000元，常年會費10000元(新臺幣)。
聯絡人： 臺北市光復南路67號13樓，吳剛毅。電話，02-27422471
■香港 城市大學的研討會
2004年11月4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辨「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紀念研討會」系列之三。
城市大學的鄭和研討會，以小而實，和多次舉行為特色，透過深入的專題發表，以及現場討論，作專而精的學術發表和探討。研討會由鄭培凱主任作開幕致辭，鄭培凱主任、吳宏一教授分別主持兩場討論，張信剛校長閉幕致辭。邀請學者四人：馬幼垣教授，陳信雄教授、張廣達教授、張彬村教授
馬幼垣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發表〈明清小說戲曲中的鄭和史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羅懋登撰，《有一百回，其著作動機是明之國力大不如前，抗倭無力。鄭和下西洋目的為遠航西洋取回傳國玉璽，謂下西洋只有一次。內容大部分為神魔異事，早在二十年代魯迅視之為神魔小說，而非歷史小說，歷來論者未有異議。是書參考費信、馬歡之見聞記錄，但絕大部分為虛構想像成分，結構與內容均甚混亂，缺乏真實感。有些學者認為此書為明人之作，且有明代版本，遂作史料引用，此種見解大有問題。《西洋記》的書名、內容、主題，多仿效《西遊記》，以神人異人幫助鄭和完成下西洋之任務。就文學品質而言，結構不佳，文辭不純。
萬曆的《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作者佚名，見於有脈望館鈔校《古今雜戲》。是一本雜劇，其演出只由一人演唱，因此內容非常簡單，謂鄭和下西洋只有一回，謂鄭和下西洋的動機是「泛海取寶」「威攝戎夷」「西洋國斷絕朝貢」，謂鄭和只有三條船，航程原本預定一地--- 西洋國，後來遇伏於亂石嶼，而與另外七國有所接觸。海外番國對於大明頗為恭敬，進貢如命，鄭和仍然悪烈強索珍寶。所述與史事不符，也非神魔之事。就文學品質而言，製作粗劣。宣統二年，彭鶴齡《三保太監下西洋》，十回本章回小說。此書著作心態一如羅懋登，因中國國力日弱而勉力著述，但寫得力不從心，謂下西洋只有一次，而行程荒謬，自廈門直赴爪哇，經印度、阿拉伯後，到婆羅洲，又到阿拉伯，經蘇彝士運河到地中海，經印度轉新疆，再揚帆返厦門。就文學品質而言，萬曆的小說和雜戲只能算是下品，而宣統之小說則為下下品。
陳信雄教授，來自臺灣成功大學，報告〈明代早中晚期鄭和史料和其特殊性〉，陳教授認為明早期只有馬、費、鞏三種私人著述的直接史料，價值最高；官方史料二種，《實錄》和《武職選冊簿》，前者有參考價值但有其限制，後者出現甚晚，未待整理；有七件石碑卻是很晚期才發現；間接著述一種，《菽園雜記》，則錯誤甚多，顯示明初之人對於下西洋，所知甚少，而且不清不楚。中期的私人著述三種，《前聞記》、《西洋朝貢典錄》、《吳都文粹續集》，漸漸出現一些史料，似乎將鄭和史事重新建構，士人之間逐漸知道一些下西洋舊事。明晚期有《殊域周咨錄》、《西洋記通俗演義》、《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史料大幅增加，但是假的史料也大量挾帶進去，造成鄭和史事真假不分的混洧現象。
張廣達教授，城市大學客座教授，講題為〈明成祖時期的東北中亞和西洋〉，談論朱棣自侄兒手中奪皇位，作風不但不同於侄兒朱允炆，也不同於其父朱元璋。朱元璋只是消極地繼承元朝的遺產，朱棣則雄心壯志，這種作風可能與他的封地有關。朱棣封於燕，就藩於元之大都，今之北京，此城頗有規模，且富國際氣象。或因此之故，朱棣目光朝外，全方位維持、經營，並開拓周邊地區。朱棣經營東北，拓地遠及特林（奴兒干都司）；經營西洋，派出大批中官，鄭和只是其中最顯赫的使者；對中亞，派出多人與帖木兒帝國的沙哈魯行交涉。多方面的經營，造就永樂時期別樹一格的國際風格。
張彬村教授，來自臺北的中央研究院，發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張教授認為，鄭和下西洋一方面具體說明了宋元海外航海活動的成就，同時也顯示中國海外發展走入終止命運。相較之下，1492年Columbus的發現美洲，1497年Da Gama在印度洋的發現之行，所開啟的航海活動，規模雖小，卻是一個海洋時代的開始，是一段大航海時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因而開啟歐洲的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模式，朝貢貿易和厚往薄來，是以政治之立場為前提，是一種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就經濟運作而言，是反功能作用(dysfunction)，導致中國海外發展的終止。
■馬來西亞〈鄭和巡迴紀念展〉 吳龍雲
據《星洲日報》2004年9月18日的報導，由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彭亨州分會及關丹成功廣場主辦的「鄭和600年紀念展」，將於9月24日至26日每天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在成功廣場展出。據籌委會主席楊新煌，這項活動是爲了配合馬中建交30週年所推行的系列活動。展出品包括160份歷史資料、152幅圖片、4幅畫軸、4艘仿製鄭和下南洋的模型船，以及鄭和下西洋所使用的羅盤等資料。本項活動在今年4月間已經進行巡展，首站是在吉隆坡舉行，當時是由國家文化宮及國家博物院聯合舉辦，並且邀請文化、藝術及文物部副部長黃錦鴻主持開幕。之後，活動移師至馬六甲及新山舉行，在馬來半島東岸關丹舉辦的展出是第四站，接下來將繼續在丁加奴、吉蘭丹哥打峇魯、檳城展出，最後返回吉隆坡舉行大型展出。
籌委會呼籲關丹市民、東海岸居民、學校及社團組織等，珍惜此次難得的機會，帶隊前來參觀；同時，中華文化愛好者更是不可向隅。大會主席李錦賢指出，鄭和是歷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也是傑出的外交家，率領龐大航海隊伍，歷盡艱險，先後七次遠航亞非30多個國家，開創世界航海史上的新紀元。鄭和代表明朝政府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加強彼此間貿易活動，構築「海上絲瓷之路。」籌委會指出，鄭和七下西洋是人類征服海洋的空前壯舉，所取得的成績是輝煌的。馬六甲曾是鄭和船隊的重要中轉地，馬、中兩國於鄭和遠航期間，建立了兄弟般的親密關係，馬六甲王朝的蘇丹也多次訪問中國，這是值得馬、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紀念和發揚的光輝史績。(吳龍雲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哈佛燕京學社的鄭和研討會 袁尚賢
2004年12月4日，哈佛大學燕京大禮堂的中國文化研討會，以「鄭和下西洋」為主題。講者與講題如下：
吳 京 前教育部長 鄭和下西洋的現代意義及其研究
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 鄭和的世界，世界的鄭和
蔡曙山 清華大學 鄭和下西洋與學術文化交流
吳志良 澳門科技大學 從葡萄牙史料看鄭和船隊洲際三角貿易形態
袁尚賢 劍橋同位素化學公司 鄭和航海圖的討論
周 湘 中山大學 中心與邊緣—歷史文本的解讀
劉朝暉 復旦大學 從明代瓷器看東西文化交流影響
張嘉鳳 臺灣大學 百年來鄭和研究的特色與趨勢
信世昌 臺灣師範大學 違失的機會—從鄭和下西洋而未至臺灣談起
鍾倫納 中華多媒體交流會 鄭和不再下西洋最重要的原因
■里斯本 孟席斯對金國平同臺辯論 消息日報
葡京里斯本《消息日報》2004年11月7日，社會版。記者席爾瓦報導。
金國平教授與孟席斯對質，指控孟席斯的著作充斥「虚偽、捏造、想入非非，並且事實錯誤。」
如果邀請丹．布朗（Dan Brown）來葡萄牙人講述他的暢銷書《達文西密碼》，并邀請否定其理論的專家同臺辯論，這將是何等場面？
本週，東方學院邀請《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的作者孟席斯與金國平同臺辯論。這本厚達446頁的書籍宣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是根據12-15世紀中國航海家的製圖知識而有地理大發現。
這兩位辨論者之間唯一的相同點是，他們依據同樣的書籍。但是兩方的論調卻也都「獨創一格」。假設孟席斯的觀点是正確的，他的論調將完全改變葡萄牙人對於地理大發現的作用，過去世人認定的葡人的偉業將降低至次要地位。
孟席斯著作的葡語版刊行后，他第二次來到葡萄牙。孟席斯意欲宣揚，早在葡萄牙人之前，中國人已經航行到非洲和歐洲，并早于哥倫布80年抵達了美洲，發現麥哲倫海峡。
這方面的專家金國平認為，這位前英國海軍軍官的「發現」雖然「震驚了世界，令中國史學家嘩然」，但不過是一樁商業炒作，他「所根據的證據既不充分，又乏力。立刻遭到了閱讀此書的學術界人士的摒棄。」
此外，拉馬略（Pinto Ramalho，應為José Manuel Malhão Pereira海軍上校，編案）將軍出示一張鄭和海軍上將率領數百艘船隻的航海圖，並指出，該圖顯示，世界那個地區（中國）的船隻不可能在孟氏描寫的航線及氣候條件下，航行至美洲。
爭論交鋒之中，金國平對孟席斯理論錯誤的評論長達一個半小時，然而孟席斯僅僅作两分鐘的回應。孟席斯接受，他的著作存在一些事實錯誤，對於「經度」—這是幾個世紀後才發現的地圖計算法—論述有些簡單。他還認為，他的主要缺點是叙述中國航海家冒險的規模時，過于謹慎。歷史事實要比《1421》描寫的要大的多。
當時如此謹慎行事是為了避免披露所有的發現，在2006年的增訂版中將得到糾正。該版將匯集全世界成千上萬讀者提供的信息。「我收到的99.4% 的電郵表明，普通人相信，我叙述的歷史是真實的。」所以，「每天有四千人訪問我的網站(www.1421.tv)」。孟席斯毫不猶豫地說，「十年后，他的理論會得到普遍的接受。」
東方學院主席科索羅（Narana Coissoró）認為，孟席斯「還會在全世界賣書，但他已經明白，他的理論在葡萄牙無人問津」。科索羅提醒說，「本書讚揚中國，可是中國也不相信他的那一套！」
■南亞．海嘯救災呼籲 本刊
2004年12月26日，南亞發生百年僅見的大災難--- 大海嘯，這件事很奇妙地，跟鄭和下西洋有一些關聯。
這次海嘯的震央在印尼亞齊省省會班達亞齊市的近海海底，自此向印度洋發威。亞齊災情最為嚴重，其次便是斯里蘭卡的加爾，而這兩個地方都是鄭和曾經到達之地。
亞齊在蘇門答臘島的西北角，面臨孟加灣南緣印度洋北緣，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鄭和的時代這裡是「西洋之總路」。永樂十三年，鄭和來到此地，幫助其國先王後裔，擒獲反對勢力首領，鞏固政權，「王子感荷聖恩，常貢方物於朝廷」。
斯里蘭卡的加勒(Galle)在錫蘭島的西南端，這裡出土一塊非常重要的「布施佛主碑」，是永樂間鄭和下西洋遺留在海外的最重要的文物。這塊碑的出土說明此地應當是鄭和活動的地點。
除此之外，永樂年間錫蘭國王派出王子巴來那到中國進貢，這位王子在中國住了下來，他的後人定居泉州，後來有一支移居臺灣，至今傳到第十九、第二十代，他們有一個錫蘭特有的姓，「世」。「世家」前幾年積極尋根，本刊編者參與其事，如今第二十代世家旭，念其先祖，前往錫蘭長住，己經在可倫坡居住一年，而此時遇到重大災難，滿目瘡痍。世家正在籌設「錫蘭國王後裔基金會」，思有以作為。本刊發動成大歷史系師生救災勸募，數日間募得新臺幣五萬四千元。世家十分感念，經磋商，認為目前錫蘭食物問題不大，比較迫切的問題是「住無屋」。目前錫蘭政府的做法是，提供免費土地給居民，而建造房屋一間需款新臺幣五萬元。基金會覺得可以協助建屋，這五萬元將做為建屋預備金的起點。
建造房屋的救災工作尚待許多努力，如有仁人君子，有意認捐，不拘多少，請將捐款轉交：
成功大學歷史系 06-2757575轉52305葉小姐， 或本刊編者 06-2757575轉52337陳教授
(email:
z7709005@email.ncku.edu.tw)
書 評
近代第一份鄭和研究
──英人梅輝立的〈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
陳信雄
歐洲學者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遍於各國，人才輩出，而起始年代甚早。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英人梅輝立(W.F. Mayers)，所著專題論文很有代表性，茲介紹並評論之。
壹．
簡介
威廉．弗雷德里克．邁耶斯，William
Frederick Mayers，漢名梅輝立，1831-1878年，生於澳大利亞，就學於英國，1859年來到中國，擔任外交官，1878年逝於上海。梅輝立久居中國，撰著不少有關中國的論述，如〈棉花傳入中國記〉，《中國辭匯》，《中國政府—名目手冊》，《中外條約集》等，對於鄭和研究更是漢學界第一人。
梅輝立 ”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一文發表於《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第三冊，1874-1875，頁219-331；第四冊，1875-1876，頁61-67，178-182。
這篇論文有二十六頁，分別刊載於”China Review” 先後兩期。謂十六世紀中葉《七修類槖》(作者按，槖當作稿)載永樂5年(1407)鄭和、王景宏、侯顯三人奉命下西洋。後人訛傳此三人為護衛太監，因而稱之曰三保。萬曆間羅懋登撰《西洋記》，則借用鄭和之名，撰成虛構的神魔故事。
正德間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記述明代進貢中國的西洋番國二十餘國，建立了鄭和下西洋故事的大致架構。萬曆45年(1617)《紀錄彙編》刊本出現，乃鄭和部屬馬歡的見聞記錄，此書補強並印證《西洋朝貢典錄》，為下西洋史事提供許多明確而具體的內容。弘治間祝允明《前聞記》詳列第七次下西洋的時間、地點、船隻，進一步呈現鄭和航海的具體內容。
漢學家Colonel Yule 的
Travels of Marco Polo (《馬可波羅遊記》) ，這份著作是學術性的翻譯和註釋，其研究成果為鄭和研究提供許多線索，其他漢學家Crawfurd，Hanbury等人的漢學論著也提供不同的研究訊息。基於這些基礎，鄭和下西洋的面貌才逐漸明朗起來。
梅輝立選擇《西洋朝貢典錄》的真臘等條，詳細翻譯並深入注釋，參考元之《通典》，清之《明史》、《大清一統志》、《海島逸誌》、《聖武記》，考述柬埔寨史事，旁及勾蘭、靈山、賓童龍、占城、林邑等地，對於當地動植物等特產考證亦甚詳盡。精細譯介《前聞記》之重要內容，第七次下西洋，宣德6年(1431)1月19日離開南京，此年逗留在浙江、福建兩地，記載航行期間所停泊諸港的名稱，經由各地之年月；各種船隻的類型有大八櫓、二八櫓等類型，船有專名如：清和、惠康等名號。並云宣德8年(1433)7月22日回到南京。
梅輝立也提出一些細部探討，指出《前聞記》對於船舶的稱法有一「舟宗」字，認為此字不是傳統中國語彙，應是外來語，並提到《紀錄彙編》的〈後序〉，載有馬宗道與郭崇禮二人之名，認為此二人為鄭和出使隨同人員。
貳．梅輝立這份著述的貢獻
一．開啟之功
梅輝立的鄭和研究為漢學家第一人。也是以現代學術方法研究鄭和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中國人關於鄭和的著述，是清初乾隆4年(1739)完成的《明史》〈鄭和傳〉，內容是輯合各種未加考證的史料。
歐美漢學家，以現代學術方法探討鄭和，這種治學方法為過去有關鄭和著述所未見。
梅輝立的著述，引發歐美漢學家長期持續鄭和研究的熱潮。
後兩年(1876)格倫威爾德(W. P. Goeneveldt)發表鄭和研究論文，題為〈馬來半島與滿剌加考〉；又後十年(1885)年菲利浦(Philipps)撰〈鄭和航海圖〉、〈印度和錫蘭的海港〉；又後十年，菲利浦再著專書《瀛涯勝覽校注》。
從此，研究鄭和之作，連續不斷，到了二十世紀而進入高潮。
1909年，夏德(F. Hirth)著〈早期中國人對東非的注意〉。1914年羅克希爾(Rockhill)撰〈中國與東方群島及印度洋的貿易〉。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兌溫達和伯希和將鄭和的研究推到顛峰。
荷人兌溫達(J. J. J.
Duyvendak )著有〈馬歡著作再考〉、〈中國航海的航向〉、〈鄭和的東非之行〉、〈中國人發現非洲〉、〈漫談西洋記〉、〈十五世紀初中國遠征之確實年代考〉等專論。其中1938年所著〈十五世紀初中國海上遠征之確實年代考〉最具代表性。
法人伯希和(P. Pelliot)，1933年著《十五世紀中國人的偉大航行》，文長202頁，是對兌溫達〈馬歡著作再考〉的書評。1935年再著〈鄭和及其遊記補注〉，1936年著〈再論鄭和〉。其中《十五世紀中國人的偉大航行》一書經馮承鈞譯成中文，名為《鄭和下西洋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流行甚廣。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英人彌爾斯(J. V.
G. Mills) 1951年著〈早期中國人的航海事迹〉〈《武備志》海圖中的馬來亞〉，1960年〈中國巨大帆船和其排水量〉，1970年專書《馬歡瀛涯勝覽》，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英文譯注《瀛涯勝覽》，內容細緻而深入。
這些論文發表於法國的《通報》，英國的皇家亞洲協會的刊物，美國東方學會雜誌，以及倫敦、馬來亞，河內、北京各地歐人的學報。百年之間，注意之焦點與研究之方法，一脈相承，連綿不斷。
二．一項重大發現
梅輝立的著作是發表一項重要發現，發現中國有過高度發展的海外活動。
1874年，清同治13年，列強交侵，中國積弱到不能自保，無論軍事、政治、文化，都不如西方甚遠。西方人認為：「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大海則帶領人類超越那些限制。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黑格爾)。而漢學家竟然發現，中國曾經有過輝煌的海上活動。
這項發現是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驚奇，更是對於中國民族性的驚奇。因為發現鄭和，而引起漢學界很大的好奇和疑惑，於是鄭和研究成為漢學研究的顯學。
三．展現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梅輝立的論文展現了一些中國人所不知道的方法，同時也有一些與中國傳統史學相同或相似的方法。
首先，利用廣博的各國地理、歷史知識，來稽考鄭和史實。談到越南，指出「賓童龍 」便是越南最南的省份。談東南亞說到鎖里，便指出印度有一處地方名為鎖里。談到崑崙，除了指出，是南海島嶼之名，指出內陸的西域山嶺也襲用此名，並進一步指出，南海崑崙嶼之今名為Pulo Condor 島群，面對湄公河入海口。
其次，應用各種語文知識，以梵文、爪哇語、馬來語、廈門話等古今語言，相互比對，來稽考古代地名。例如，談到磨里山，謂此名等於「彭里山」，今爪哇之巴里島(Bali)。談到「舟宗」字，認為此字不似中國語，可能源出爪哇語djung，意為舟船，而此字再延伸，有junk這個字。
另一方面，作者也能純熟地應用中國學問，以中國各種古籍互相稽考，應用元之《通典》，清之《明史》、《大清一統志》、《海島逸誌》，《聖武記》，互相比對應用，具有中國傳統學者的素養。
四．重新建構鄭和下西洋史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明代早期固然留下一些資料，但當時聞知此事的人十分有限。到了明代中期，漸有部分史料回流，鄭和之事才為一般士人所傳聞。到了明末，鄭和史事的報導又有不同，當時士人對於鄭和下西洋之貢獻，極力推崇，以至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著述混入當時士人一廂情願的想像。清初修《明史》〈鄭和傳〉便是明末特色的遺留。
從清康熙、乾隆間編輯《明史》之後，未見鄭和史事之談論，直到同治13年(1874)梅輝立這篇文章發表。梅輝立的著作，是鄭和下西洋史事的舊憶重提，整理種種史料，將差不多被遺忘的史事重新提出。
漢學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明末利馬竇、艾儒略，清康熙間法國科學院對漢學研究貢獻極大，英、德、荷之學者相繼發揮，到了清末，漢學研究蓬勃，著作豐富，累積許多成果，也激發不少方法學。在這種背景之下，梅輝立發現鄭和，以漢學家手法研究鄭和，對於鄭和史事的認識，以及鄭和研究方法，都有創造性的意義。
五．引發中國學者注意與研究
在中國，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著述，乾隆4年《明史》完成之後，未見中國學者寫過有關鄭和的文章。
梅輝立文章發表之後兩年(1876)，格倫威爾德(W. P. Goeneveldt)有進一步的鄭和研究論文，又後十年(1885)
菲利浦( Phillips G.)發表鄭和研究論文。又後十年(1895)，菲利浦再譯注《瀛涯勝覽校注》。
梅輝立之後三十年，菲利浦之後十年，1904，有第一篇中國人發表的現代學術性質的鄭和研究論文----梁啟超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梁啟超的文章，就風格來看，是「筆端帶著情感」的梁氏文體，是一篇概述而以史論為重點的文章。就行文模式來看，則有一些現代學術的架式，其特點有三：
首先，大談世界觀，或西洋觀，西方人的海外活動，談西方人的地理大發現，談亨利王子，談哥倫布，談達伽馬，談麥哲倫，以引入鄭和之介紹與討論。其次，細談西方人在東方的殖民地，細數荷蘭人在亞洲的殖民地，細數英國人在亞洲的殖民地，並分析各地面積和人口。第三，細數《明史》所見鄭和遠航所至地域的現代英文名稱，三十九處。從東南亞、南亞、阿拉伯、談到非洲。
談亨利談哥倫布，應當源出西方人的著作；談西方人的殖民地，著眼於西方人的角色，也是源出西方人的著作，談現代西方人的地名稱謂，捨西方人之著作，別無他種可能。梁啟超此文寫作的年代，文章主題，寫作方法，乃至內容，處處是西方漢學家的痕跡。似乎是西方人的鄭和著述，喚醒了中國人的鄭和記憶，而後有中國人的鄭和著述。
貳．
研究的瑕疵和偏失
梅輝立的著作也有一些不足或不宜之處。
首先，鄭和研究發軔，只能概述，不容易深入，談論的焦點也欠明朗。
其次，在研究初始，能夠討論的範圍有限，只限於東南亞柬埔寨、越南、馬來亞、印尼一帶，尚未涉及麻六甲，未及印度洋。
再其次，對於史料，缺乏考證，除了《西洋記》之外，差不多全盤接受，一些有問題的史料，例如，《明史》〈鄭和傳〉，有許多不可信的部份，並且與馬歡、費信的著作有所衝突，此等情形作者未能分辨釐清。
第四，漢學家初聞鄭和史事，十分意外，認為乃是中國歷史為人遺忘之重大事件，因此極力推崇，視為超乎想像的偉大，只有歌頌，沒有批評。這種心態，也是後來漢學家一直持有的心態。極端化的思考模式，失去客觀和冷靜，論事容易偏失。
第五，漢學家以外族之人而談中國之事，難免困於主觀、偏見、誤解，而導致認知偏差。例如，談論明初海外活動，容易跟歐洲的海外發展歷史作比較，卻未放眼明代之前中國人的海外活動，看不到史事的全貌或源頭，容易誤解。
肆．結語
梅輝立的著作是漢學研究鄭和的第一篇著作，也是以學術研究模式撰寫的第一篇鄭和研究論文。這樣一篇文章，引發漢學界注意到這歷史問題的重大意義，也開啟了中國人的鄭和記憶，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如今鄭和下西洋滿六百年，紀念鄭和，研究歷史，世人不當忘記梅輝立的文章有其重要地位和時代意義。（作者陳信雄，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論 述
追記「武漢鄭和研討會」
龍村倪
武漢理工大學主辦的「鄭和下西洋研討會」，2004年12月11~12日在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舉行。規模不大，但態度認真，有一定的價值。這個研討會有三個特點﹕
1.以武漢地區大學、學術團體和學者為主，外地到會者僅數人。
2.會前出版論文集，《船海工程－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學術研究論文集》。這部論文集，除了席龍飛〈論鄭和精神－代序〉，執行主編庫耕〈雲踪帆影話鄭和－編後〉之外，蒐集論文27篇。
3.三位學生提出論文，見解頗有新意。
論文之中，以「寶船尺度研究和仿寶船設計、討論」的論文最多，重要性也最高，佔篇數的三分之一，篇幅的二分之一。此部份論文以武漢理工大學交通學院席龍飛教授為首的教學班底，加上長江船舶設計學院等專業人士參與，此等專業人士，富有造船設計和造船實務經驗，非「引經據史」的「書齋工程師」所可比擬。但也因自投「九桅十二帆」；「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的「羅網」，繞來繞去，既進不去，也出不來，主客都束手無策。
但有一篇，頗有創見，汪亞波(武漢電視台科技部)的〈中國古代木結構法式與鄭和寶船尺度〉，是這次研討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另外泛論鄭和下西洋或討論朝貢貿易、東西大航海的論文則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和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為主，大體都在鄭和研究的傳統「範文」內，未見到「破繭而出」的新論點。
學生的論文三篇，邱羽中(武漢理工大學航海學院)〈從鄭和下西洋看對外開放〉；魏麗麗、陳綱論（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學生與指導老師）〈鄭和寶船藝術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蔡貞娣(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鄭和下西洋與明代「服飾外交」〉。後二篇是女同學的作品，雖只是起步階段，但確實向前走了一小步。魏麗麗指出﹕建屋(木結構)和造舟(木船)，都用木材，所用工具和工法、工制也相通，所以二者可以相互印證發明。蔡貞娣則由「上國衣冠」出發，說明明朝皇帝賞賜「冠帶襲衣」及教化「衣冠禮儀」的重要性，在朝貢貿易之外，另立「服飾外交」一說。
會中有多位論文作者未到會，例如正在南京親自參與「二千料－鄭和寶船」仿建的葉慶球。也有數位與會者，未撰寫書面論文，但作即席發言，如范春歌(武漢晚報)，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祁海寧(南京市博物館)。
范春歌重播〈鄭和行－上集〉作為研討會壓軸，採訪記錄中以「拜訪」泰國北部清邁「馬」和(鄭和)後裔最引人注目。「馬」氏後人年輕女性仍圍頭巾，作伊斯蘭打扮，宅旁有「清真寺」，維持先祖們的伊斯蘭信仰。張柏春強調了東西科技史的發展各有源頭、各有特色、各有成就，非簡單一句「東風壓倒西風」，凡事「中國勝」可以概括。並特別提醒年輕學生應抬頭「西」望，勇於認識西方，努力學習，不可自囿成見。祁海寧介紹了南京「寶船廠」(非《龍江船廠志》裡的「龍江船廠」)考古發掘的進度，在七個「作塘」(船塢)中已發掘出較完整的三個。作塘長420米，是上寬下窄的「倒梯形」，上寬40米。考古出土了許多木槌、鉅、斧、銼、刀、鉋等造船工具，也出土了一批船構件，如﹕板材及有釘孔及斜釘孔船板、四爪鐵錨、帶銘文木料(料號：「01 左邊尾二」)、長11米的柁桿二隻、12米鐵梨木未完成柁桿一隻。此外還有船廠圓木「基樁」、「韓瓶」，以及石球(砲彈)百餘枚。南京「寶船廠」的考古成績，不僅將今年(2005年)慶祝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的活動推上了高峰，可能也是世界造船遺址考古中最重大的成就。
臺灣赴會者僅筆者一人，宣讀論文〈涉波狂瀾、靜海安民－長樂顯應宮出土「巡海大臣(神)」鄭和〉，探討1992年長樂出土泥塑彩繪神像組中之二尊﹕主神「巡海大臣」及「遠人」。「主神」居中端坐，衣飾蟒紋，戴「三山中官帽」（太監帽），神情肅穆祥泰，睜眼眺望，威儀自若，與印度傳世的明代鐵鑄文官像，有相近之點，應為明之鄭和。西洋遠人像，立姿，形態豪邁，著寬袍大袖長袍，戴「捲檐胡帽」，與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馭夫俑」相似，其手持一「卷」，應是「航海圖」，雙眼騁目遠視，作伸臂遙指狀，應為鄭和船隊橫越印度洋時之領水人，「番火長」。神像衣袍帽帶均與明制符合，匠人考據謹慎，不可以等閒視之。
龔昌奇﹝武漢理工大•交通學院﹞〈以實為據正確看待歷史文獻─從《鄭和下西洋歷史漫談》一文談起〉，認為《漫談》一文，引文未註明作者及出處，甚至說「幾年前，曾於網路上讀得」。認為「尺度之爭」基本焦點在「中國文獻、史料的可信度和中國十四世紀大木船技術的可能性兩大問題上。」而〈漫談〉一文「可稱集一方觀點之大成」。作者於「批駁」原文外，也提出了「大船」的「強度可行性」，「工藝上的可能性」，「船舶操縱技術的可能性」三大問題，但作者傾向「肯定」寶船「大尺寸」，但也強調需要「小心的求證」。
何國衛（中國船級 武漢規範研究所）與席龍飛（武漢理工大•交通學院）合寫的〈沒破掉、也沒立穩─評蘇明陽先生關於寶船的兩篇專文〉。此文針對蘇明陽（海洋大學）在《鄭和下西洋專刊》的兩篇文章：〈歷史與小說的錯綜交織─解開鄭和寶船之謎〉，〈鄭和寶船及船隊究竟有多大〉，認為作者「『新估計』所用的方法並不科學，討論問題太隨意」，看來長期懸而未決的鄭和寶船之謎，仍難望解決，需有新人新論。
汪亞波（武漢電視台科技部）〈中國古代木結構法式與鄭和寶船尺度〉，指出現存明、清兩代最大的木構建築為「故宮」太和殿。故宮始建於明永樂年間。太和殿高35.05米，寬63.96米，深37.20米，正面原闊九間，後來加兩間﹞，進深五間，體現天子乃「九五」之尊。如果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則合現代「長138米，寬56米」，大大超過「太和殿」。「太和殿」只是立在地上的「靜」體，而「寶船」是要乘風破浪，過海越洋的在水上「動」體，二者如以「體量」而言，「大寶船」將是「太和殿」的四倍還多。世上最大的「木動體」比世上最大的「木靜體」還大「四倍」多，如何在水上行動。另外，標準「足球場」也不過「長110米，寬90米」，一個僅靠「榫柳結合」的木船大似一個足球場，不僅結構、受力是問題，操縱、停舶都是大問題。作者作了一個「推測」，將「丈」改為「攢」，則「寶船」所爭「尺度」就趨於合理。作者的「推算」是：長44.4攢﹝44.4x3.85尺，即17丈9尺﹞；寬18攢﹝18x3.85尺，即6丈9尺。「攢」是一個尺寸「單位」，清代每一組「斗拱」稱「一攢」，作者求得「一攢」不超過「三尺八寸五分」。這一「新解」能否突破寶船尺寸「謎障」，尚待進一步的小心求證，但筆者認為極有可能。至於「攢」如何誤成「丈」？雖尚無解，但以「書齋工程師」的自作聰明最有可能。
會後參觀打撈上岸的「中山艦」。中山艦原名永豐艦，日製，雙推進器，單舵。1922年因孫中山登鑑避難五十餘日而改名，抗日戰爭時為日本空軍炸沉於漢口江中。又參觀辛亥武昌首義紀念館﹝紅樓﹞。「中山艦」孤寂遺世，「紅樓」則製作精心，內外俱佳，令人難忘。東湖小遊，參觀湖北博物館「中山國曾侯乙墓」出土「編鐘」之後，筆者又遊歷了漢口歸元寺和武昌寶通寺。歸元寺以五百羅漢著名，寶通寺則有元代磚石結構寶塔。此塔七級八方，高45.6米，塔頂以6.5噸紫銅鑄就。形制壯觀，結構精巧，元至元17年（1280）興建，至元28年竣工，歷時11年，為此次江漢懷古之行中意外的一大收穫。傍晚細雨靡靡時，獨登「天下江山第一樓」。日月浮沉，黃鶴已杳；大江有聲，白雲飛去，難免興世情難識之嘆！黃鶴樓後山有「岳飛亭」，亭內立精忠報國岳武穆像，像前一聯，頗有興味，借為本文之結尾。
撼山抑何易，撼軍抑何難，願忠魂常鎮荊湖，護持江漢，雄風大業先從三戶起；
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奉讜論復興家國，留得乾坤，正氣新猶端自四維張。
（作者龍村倪，前臺灣綜合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福建安溪發現鄭和下西洋隨行人員族譜
李玉昆
一．前言
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從明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前後七次出使西洋，訪問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和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鄭和下西洋每次率士卒二萬七千名左右。如第一次，永樂三年（1405）「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第三次，永樂七年（1409），「統領舟師二萬七千餘人」；第四次，永樂十一年（1413），「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通事、民稍、買辦、書手通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這些軍官和士兵都是從各個衛所中挑選出來的，能有名字可考的只是極少數。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徐恭生教授從「中國歷史檔案館」所藏《衛所武職選簿》中選出參加鄭和下西洋的衛所軍官33人加以介紹，又根據明何喬遠《閩書》及方志等有關文獻，列出參與鄭和下西洋有功的福建衛所軍官升級者118人，又從《明實錄》中找出6人，其中4人已見諸《衛所選簿》，不重複者2人，共153人。[1]日本學者松浦章教授從《錦衣衛選簿》、《高郵衛選簿》、《蘇州衛選簿》、《金山衛選簿》、《福州衛選簿》、《天津衛選簿》、《羽林衛選簿》、天啓《海鹽縣圖經》中選出參加鄭和下西洋的衛所軍官72人，[2]其中30人與徐恭生教授重複，新發現42人。徐恭生教授、松浦章教授共發現參加鄭和下西洋的衛所軍官195人，他們只是參加鄭和下西洋的軍官和士卒的很少的一部分。
二．安溪的發現
最近，在福建省安溪縣湖頭鎮宗城居委會鄧國興先生家中，發現一本清同治年間（1862—1874年）手抄本《鄧氏族譜》。族譜記載泉州衛右千戶所百戶鄧回隨鄭和下西洋。《鄧氏族譜》載：
始祖伯，諱仁公。從太祖平一天下，官受南京留守衛。無傳。
始祖，諱起公，襲兄職，比試不中，調泉州衛習射將軍。葬在平山嶺水磨坑。生一男，諱回公。
二世祖，諱回公，從鄭和太監過西洋，號曰過番。葬在雲穀室，配未詳。生一男，諱銅公。
三世祖，諱銅公，配妣劉氏，合葬在新鋪上耳棺。舉二男：長諱溢公，次諱潤公。
四世祖伯，諱溢公，配妣黃氏，葬在泉州鳳山頭。舉男二：長諱（左扌右英）公；次諱拱公。
四世祖，諱潤公，配妣趙氏。成化二年，入德化塗阪屯種。合葬在本鄉小湖崙。舉男三：長諱椿，葬在後坑垵頭；次諱桂，葬在前田路下；三諱栢。
五世祖伯，諱(左扌右英)公，配妣陳氏。改葬在雲谷室祖墓上。舉男二：長諱炳公；次諱煌公。（下略）
《鄧氏族譜》記載：二世祖鄧回，從鄭和太監下西洋，號曰過番，是否可靠？我們可以從《閩書·武軍志》、《泉州府志·武職志》記載中找到佐證。
《閩書》卷69，武軍志載：
鄧起，沙縣人。以開國功授滁州百戶。曆二世，調泉州衛所右所。
乾隆《泉州府志》卷28，武職志載：泉州衛右千戶所百戶：鄧起，沙縣人，鄧回，俱洪武間襲。
《鄧氏族譜》載，鄧起「襲史職，比試不中。調泉州衛。」與《泉州府志》載，鄧起、鄧回「俱洪武間襲」泉州衛右千戶所百戶同。《閩書》載鄧起「歷二世，調泉州衛右所」不正確。
《泉州府志》武職志中泉州衛右千戶所百戶中鄧起、鄧回、鄧銅、鄧溢、鄧瑛，與《鄧氏族譜》中第一至至五世名諱同，惟鄧瑛，《鄧氏族譜》作鄧（左扌右英）。鄧起、鄧回、鄧銅、鄧溢、鄧瑛為泉州衛右千戶所百戶當是事實。
2004年5有，在泉州大坪山社區一民房風發現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鄧回墓葬禁示碑。碑文云：「二世祖泉州衛世襲指揮、百戶，諱回公封塋，自前明成化間安葬在縣東門外三十七都大棚山，土名雲穀室。」與《鄧氏族譜》所記相同。
《鄧氏族譜》記載，鄧回「從鄭和太監過西洋」是否可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修的《鄧氏族譜》對鄧回的記載均無提及隨鄭和下西洋事。《南陽泉德鄧氏八修族譜》〈世系圖〉第二世「回，官拜將軍，妣氏，葬晉江縣雲穀室」。乙亥年（1995年）重修《南陽郡鄧氏宗譜》外紀世系支圖：「回公，襲將軍職，娶氏生一男」。推測其原因，可能以為其先祖隨太監鄭和下西洋，而太監並不怎麼光彩，所以避而不記。說明同治年間手抄本《鄧氏族譜》記載鄧回隨鄭和下西洋是事實。
譜牒所載姓氏來源、家族興替、人口升降、民族遷徙、風俗習慣、社會變遷，以及族人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活動等，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參考資料。
三．餘論
研究鄭和下西洋，應充分發掘牒諜資料和地方文獻資料。僅我所知，在研究隨鄭和下西洋的泉州人中，就從《蒲氏家譜》、永春《留安劉氏族譜》、安溪《鄧氏族譜》中發現蒲日和、劉孟福、鄧回。
泉州靈山聖墓《鄭和行香碑》云：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廝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
關於蒲和日隨鄭和下西洋一事，《蒲氏家譜》也有記載：
日和，字貴甫，壽歲（上山下成 ）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謹行，禮拜日勤。光（元）至正間，清真寺損壞不（治），裏人金阿裏與之共成厥事，重修門第， 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極其壯麗。右匾額上鐫有名字，至於（今）猶存。至永樂十三年，與太監鄭和奉詔敕往西域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司，聖墓立碑猶存。[3]
《鄭和行香碑》與《蒲氏家譜》所載蒲和日與蒲日和，雖有一字之差，但均隨鄭和下西洋後加封鎮撫，應系一人，《家譜》所載「蒲日和」可能係轉抄之誤。
有人認為蒲和日隨鄭和下西洋時該是140歲高齡了，行香碑的蒲和日與《蒲氏家譜》的蒲日和應係兩人。對此，我同意莊景輝教授的意見，「儘管年歲難為人所肯，但在未發現其他新資料足以證明立碑的『蒲和日』非家譜中之『蒲日和』，兩者不是同一人之前，我們姑且從之」。[4]
永春《留安劉氏族譜》載：
孟福為二房次之祖，諱尾治，孟福其字也。生二子，長諱訓孫，次諱訓生。公生於建文已卯年七月十一日，卒于宣德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三。在南京當軍，從官往番邦。故在思門噠臘
。娶本裏林氏青娘，時二十九歲。[5]
劉孟福在南京從軍，宣德六年（1431）隨鄭和下西洋，在蘇門答臘殉職。
為了推動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希望有更多的人發掘、研究譜諜資料。
（作者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研究員）
平湖報本塔嘉靖間安奉鄭和捐刻《妙法蓮華經》的靖倭意義
陳玉女
2002年９月，浙江省平湖市於維修報本塔時，發現裏面藏有《妙法蓮華經》經卷。台灣方面獲知此消息，是在2003年元月，由吳剛、謝飛兩位先生以email告知當時《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的主編蘇明陽教授。蘇教授則以〈浙江平湖市發現鄭和所奉獻「法華經」〉(2003年4月，頁46-47)一文於簡訊第十一期，刊登此消息，並揭錄經書跋文：「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鑄造鍍金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見生之日之內，五福成臻，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初三日意。」文中蘇教授也對鄭和何以刊刻《妙法蓮華經》的動機，做一簡短的說明。而大陸方面，如《嘉興日報》或浙江中新網、人民網等各報章期刊網，均陸續登載平湖市報本塔經卷發現的相關消息，及各方專家學者的見解。
(報本塔：上圖取自嘉興文化網，2005.1.18)
在吳剛、謝飛兩位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及一篇未具名的文章：〈請教專家：此論文是否適宜在超星首先發表？〉（網址：http://note.ssreader.com），得知經卷主要由：（一）舍利塔畫像（二）塔名碑畫像。碑文是「真身舍利無量寶塔」（三）靈山說法圖（四）《妙法蓮華經》全文（五）序（六）鄭和發願文碑畫像（七）護法韋駝捧降魔杵畫像等構成。而〈請教專家：此論文是否適宜在超星首先發表？〉述及，其根據此經卷實物和對於其他相關文獻的仔細查對後，已完成〈鄭和卒年新考〉，提出：「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活著回國的，而『卒于古裏(里)』的是另一位姓鄭的太監」的觀點。這或許可以說是經卷的發現，賦予鄭和研究的另一番新意吧！可是作者論證的理據，未載於網頁上的文章，因此對其論證的內容，尚待此文的發表（在http://note.ssreader.com網頁上，有作者與讀者之間，就鄭和生卒問題，進行討論的內容）。關於鄭和之死的論說，近期，葛曉康先生曾對其歸葬處，作一番深入的翻檢探索，認為鄭和遺骨，乃於第七次航行歸來後，被安葬在南京牛首山的弘覺禪寺，並透過地宮文物及諸多文獻的比對考證，嚴謹而縝密地說明弘覺禪寺即是鄭和歸葬處的各種可能（葛曉康，〈南京牛首山鄭和歸葬處之考證〉（《鄭和研究》2003年第1期（總第51期），頁37－48））。眾所皆知，鄭和之死，是歷史上的懸案，說法紛陳，莫衷一是。何以如此？就研究所示，鄭和既是明朝偉大的航海家，為永樂與宣德皇帝器重之人，是知名的歷史人物，何以他的死及死後的處理，沒能明言於文獻而留給後人如此多的疑惑？究竟鄭和謎樣的死後傳說，是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人在端造？其所欲傳達的歷史意義為何？確實需要更多的關注與解明。
然此非本文先行關注的焦點，於茲所欲究明的問題是，鄭和在最後一次航海前，發起刊印《妙法蓮華經》「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之舉，而擔任此項工作的，是僧圓瀞。僧圓瀞為何接受鄭和此募款刻經之託？又鄭和刊刻的《妙法蓮華經》何以被安奉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立的平湖縣報本塔內，以及報本塔為何而建？等，有關平湖縣報本塔藏放《妙法蓮華經》的歷史意義，希望透過目前搜羅的極有限資料，探尋些微的蛛絲馬跡。
鄭和發願刊刻「五千四十八部」的《妙法蓮華經》，準備施捨十方。據載，刻經完成於宣德七年，此時鄭和本人已航行於第七次下西洋途中，因此《妙法蓮華經》的施刻，應該是鄭和航行前，即已委託僧圓瀞籌畫進行的一項任務。鄭和為求航程平安，及表達諸佛菩薩的海上庇護之恩，經常於航行前後，屢行刻經、施經之舉；《妙法蓮華經》的施印，便是鄭和航海史中的例行之舉。而僧圓瀞為何接受鄭和之託，有的解釋因「圓瀞對鄭和的航海壯舉十分讚歎，故受此之託。」但實際上，若觀鄭和前幾次的刻經，多由中央僧官協助完成，便可深一曾了解圓瀞之所以履行鄭和委託刻經之一、二(參見拙稿，〈鄭和刊刻《佛說摩利支天菩薩經》之意義淺探〉，《鄭和研究與活動通訊》（二月刊）第2期，2001年12月；〈鄭和施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3月，頁161-200)。
僧圓瀞，字心源，會稽沙門，出家後從天竺雨翁習止觀，著有《教乘法數》。據明王直撰，〈永興講寺記〉：「永興講寺，在都城之東，昔之仰山寺也。……初，太子少師姚公廣孝以髙僧主是寺，受知於太宗皇帝，遂以其道佐興運致顯庸。公既登朝，後之主者弗善於其職，教用不振。至今，乃得恩常師主焉。常，號照菴，姑蘇人，……常雖生處富饒而不樂華靡，……喜出家，父母許之，遂入定慧寺禮覺初，因師落髮，受度於僧録司右善世心源瀞法師，參道厲行、精勤不懈，由是深見器重。」（《抑菴文後集》巻五）圓瀞法師，宣德年間(1426∼1435)任僧錄司右善世，為中央最高僧官，具有統領全國佛教事務之權責。宣德年間的圓瀞法師，與鄭和首次下西洋前，任僧錄司右善世的道衍法師（姚廣孝，有學者認為此時道衍應該是左善世）一樣，肩負行使祈求鄭和航行平安的宗教責任，而主要任務，則表現在施印佛經一事。由此觀之，鄭和多次施印佛經的大舉行動，實際多由中央僧官統籌負責，縱然鄭和出使於航行之中，仍可完成其施印《妙法蓮華經》的心願。因此《妙法蓮華經》卷末落款，雖顯示以金粉楷書《妙法蓮華經》的書寫者鄭和，書寫年代為明宣德七年，但根據上述的時序來看，書寫者恐非鄭和本人，而是他的代勞者。這並不試圖否定此經卷與鄭和無關，而是想說明此經卷完成刻印之時，鄭和本人並未在中國境內，所有關於經卷完成的事務，勢必與僧圓瀞相關，所以僧圓瀞「受鄭和委託，用赤金書寫下這部經卷」的說法，是相當貼切的。(江南曹亮，〈浙江平湖發現鄭和遺物〉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2日15:05 人民網)
至於署名鄭和楷書的《妙法蓮華經》，何以被安置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立的平湖縣報本塔內？嘉興府平湖縣是一處瀕臨杭州灣、舟山列島的浙江沿海行政區，而報本塔，天啓《平湖縣志•報本塔院》記載，位在平湖縣當湖鎮沙盆圩上，為「明嘉靖間，邑人陸杲建。」(收入《四庫全書•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七，〈寺觀二〉)報本塔的創建緣由，據〈刑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胥峯陸公神道碑〉記陸杲：
嘗從大帥幕討倭冦，出入兵間。其握銓與中貴人忤，至淪死奪職，公不以介意也。……平湖故無城，是時先司馬督撫浙，公首建議請城城，城成而免於倭患，人無不德公者。公生平無他好，獨好佳山水。司冦之以太常奪職時，公與游當湖，即其傍創報本塔。(明王世貞撰，《弇州續稿》巻一百三十三)
陸杲建報本塔時，正值「嘉靖大倭寇」，即倭寇大舉侵擾東南沿海之際，尤以浙江沿海為患最烈，陸杲築城禦倭的建議，成為當時重要的靖倭策略。而平湖縣倭患的頻仍，可從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553-1562)間，陸續築城的記錄得知；《浙江通志》卷二十三，〈城池上〉記載：
平湖縣志，縣無城郭，嘉靖三十二年，島倭為亂署，縣事推官殷廷蘭奉檄築城。三十三年，知縣劉存義圖度形勢，審定疆理，規制稍具。三十五年，知縣陳一謙設東北二甕城。四十一年，知縣顧廷對增女牆、崇雉堞並高五尺，置窩舖百有十二，……平湖，故為當湖鎮海鹽所治也。宣徳四年始析壤，而邑之民以蠶稼魚鹽為業。
如前述，陸杲憂心倭患，建議築城防禦，自己更展現積極參與「捐貲築邑」的實際行動（《嘉興府志》），然而在一連串倭寇侵擾平湖縣之際，陸杲除熱心築城抵寇外，何以建立起報本塔？實難排除與其祈求釐平倭患的動機不無相關；亦即陸杲建塔，可說是其靖倭意識的一種展現。
而報本塔內安奉陸杲所藏鄭和捐刻之《妙法蓮華經》，一方面，可想而知的是，欲藉此經塔，鎮護海上、地方平靜無波外，另一方面，若參照《西洋記•序》所言：「今日東事倥偬，何如比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又「恭維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諸番，獲賭天日，莫不梯山航海而重譯來朝。文皇帝嘉其忠誠，敕命太監鄭公和，大司馬王公景弘泛靈槎，奉使南印度錫蘭山國，溯流窮源，直抵西印度忽魯謨斯……。」故兪樾評《西洋記》（羅懋登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所寫），指出：「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來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兪樾撰，《春在堂隨筆》。參引張華，夏維中等撰，〈《西洋記》初探〉，《鄭和研究》第四期，1987.5，頁53-57)據此，則進一步深思陸杲安奉鄭和捐刻《妙法蓮華經》的意義，將是陸杲希望藉此發揚鄭和七下西洋，招來四夷的威武精神，以綏撫倭患，重振永樂時期四夷朝貢的明朝國威！(作者陳玉女，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鄭和航海圖〉二「官廠」考
金國平、吳志良
〈鄭和航海圖〉上標示了兩個「官廠」。一在滿剌加西北，另一位於蘇門答臘東北。上述二地處東西交通咽喉，在此設立「官廠」，對於下西洋的船隊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既能以此為後勤基地廣泛展開活動，又能作為各路船隊的集合站，協調船隊的統一行動。
從滿剌加「官廠」的運作形式及性質來看，「官廠」應作「官場」。「官廠」一般是官府所立的製造工場，以區別於同類的私人設施。「官場」一辭，除了「宦海」、「政海」及「政界」的解釋外，另外一個常用的詞義是「官府所設的市場」。《宋史》，食貨志下八曰「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4543）此外，還有「倉場」之意。《明史》，規定宦官：「鎮守，鎮守太監始於洪熙，設於正統，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後始革。市舶，廣東、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各設太監提督，後罷浙江、福建二司，惟存廣東司．監督倉場，各倉、各場俱設監督太監。」（《明史》，職官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822）
顯然，滿剌加「官廠」不具備製造工場的性質，而是用於倉儲的場所，因此作「官場」更爲合理。
關於滿剌加「官廠」，馬歡描述：「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馮承鈞《瀛涯勝覽校》，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25）。鞏珍記載：「中國下西洋舡以此為外府，立擺柵墻垣，設四門更鼓樓。內又立重城，蓋造庫藏完備。大舟宗寶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國，並先舟宗暹羅等國回還舡隻，俱於此國海濱駐泊，一應錢糧皆入庫內貯。各舡併聚，又分舟宗次前後諸番買賣以後，忽魯謨廝等各國事畢回時，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後遲早不過五七日俱各到齊。將各國諸色錢糧通行打點，裝封倉廒，停候五月中風信已順，結舟宗回還。」（鞏珍《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頁16-17）
范文瀾認為：「官廠，廠在滿剌加境內，鄭和所設也。」引兩條文獻加以解釋：「《瀛涯勝覽》〈滿刺加〉條：『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聚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殆即謂官廠也。後廠毀，屋瓦則拆造王宮，黃衷《海語》〈滿刺加〉條：『王居前屋用瓦，乃永樂中太監鄭和所遺者。』足證當時盛況，密爾斯云，『此官廠或為馬來稅官(Shabbndar)之辦公處，以使與外商接洽，就貨徵稅之用。』似無合理根據。」（范文瀾〈《鄭和航海圖》地名考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頁226）
向達云：「鄭和下西洋，於滿剌加、蘇門答臘兩處設立排柵，形如城垣，蓋造倉廒庫藏，以為據點。圖上之官廠指此而言。本書五十頁為滿剌加官廠，五十三頁為蘇門答臘官廠，在港外一小島上。」（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1982年，附錄第21頁）
陳政宏指出清初施永圖輯《武備》一書中〈地利〉卷四〈通外國圖〉時說：「假五嶼旁廠名，〈施圖〉為〈米廠〉，〈茅圖〉為〈官廠〉；」並提出：「要判斷何者正確性較高，應由考證下述幾件事實來判定：......假五嶼旁廠名應為〈米廠〉或是〈官廠〉。（陳政宏〈「鄭和航海圖」鬧雙包？〉〉，《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2001年12月，第2期，頁4-5）。至於這個問題，我認爲，從馬歡「一應錢糧頓在其內。」鞏珍「一應錢糧皆入庫內貯。」來看，馬六甲「官廠」具有「米廠」的作用。
這個官廠的具體位置，除文字標示外，並無關於地點的記述。多年來，馬六甲華人相信，官廠的地點便是三寶山。
「『三寳山』是鄭和一行人曾停留並駐紮軍隊的山丘。當時鄭和所率領之艦隊陣容之大,是鄭和心目中的《官廠》理想所在。」(鍾錫金《山努西教授新構思與鄭和研究》，赤土文叢編輯部，1997年8月馬來西亞第一版，頁112。感謝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韋傑夫（Dr. Geoff Wade）博士提供這一資料)，但近來有人提出，據〈鄭和航海圖〉所顯示，官廠也可能是在馬六甲河之左岸。
近期，安煥然比較全面地探討了三寶山的歷史與傳説。「三寶山究竟始於何時，眾說紛紜，有說是五百年，有說是四百年，更有不少附會穿鑿。當地人相信，此山就是鄭和當年下西洋，駐節滿剌加時設『官廠』行營之所。甚至有的學者也判斷，當年明成祖親擬給滿剌加的碑石，就立在此山上。可惜這碑石迄今未見出土。又有相傳，『鄭和居馬六甲時，從人有死亡者，即葬於間，其後華僑因其地為公共墓地云』。可惜，至今尚末發現此類墓碑。其實，這座山，當地的馬來人稱之為‘中國山’(Bukit China)。沒有人知道其原名。不過在馬來文學經典名著《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1615年的作品)，提及中國漢麗寶公主偕五百名隨員下嫁滿剌加蘇丹滿速沙(1458-1477)的故事。漢麗寶皈依伊斯籣教，與蘇丹滿速沙成婚後，公主及其侍婢都被安置在這座中國山上。1984年國家博物院南區考古主任阿都惹禮歐斯曼在一篇關於這座山的歷史的文章，認為它應是在1511年被葡萄牙摧毀。在葡萄牙時代，三寶山成為『三角戰爭』時期柔佛、亞齊攻打葡屬馬六甲城堡者的目標。這些進攻者無法攻下包圍聖保羅山的葡人城堡，因此在三寶山山顛炮轟葡萄牙城堡。可以說每次從陸路攻擊葡萄牙，都是在三寶山進行。」（安煥然〈先民的足印—鄭和在馬來西亞的史實與神化〉，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2003年，第300頁）”
大陸學者韓振華考證「在馬六甲市的正東偏北之處，有一座山，名叫Bukit China’意曰中國山，亦稱為三寶山，恐即明朝下西洋時，以馬六甲所設的官廠，就是指此而言，貯運分舟宗而往及由西洋所運回貨物的倉庫，其倉庫恐怕就在這個『中國山』之上。關於馬六甲的中國山或三寶山此地，十五世紀末馬來文的Hikuyut Hang Tuah一書，就有記載馬六甲的Bukit
China，l613年的Emmanuel
Godinho de Eredia所繪的馬六甲城市圖(Planta da Cidade e povo
Acoens de Malacca)，亦於馬六甲市之正東偏北之處，繪有BYQVET CHlNA(即Bukit China)，亦即華僑所謂三寶山，高達149尺，山之西面，有Madre de Deus，意譯曰上帝之母的教堂，恐怕是指三寳太監下西洋時及其以後中國航海者所信奉之水上聖母廟，亦即天妃宮是也。山之西南，有一口井，此即馬六甲有名的三寳井。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爲下西洋時在馬六甲所設立的官廠，應在今之三寶山。」（韓振華〈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中外關係歷史研究》，韓振華選集之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年，第414-415頁）
韓先生推測「山之西面，有Madre de Deus，意譯曰上帝之母的教堂，恐怕是指三寳太監下西洋時及其以後中國航海者所信奉之水上聖母廟，亦即天妃宮是也。」此言可能有誤。“Madre de Deus” （上帝之母）是一艘葡萄牙船隻的名稱，亦稱“nau de Senhora da Graça”
(恩典聖母號)，與天妃無關。在葡語文獻中，“Madre de Deus”的全稱是“Baluarte da Madre de Deus” （上帝之母碉堡）（雷莫斯（Jorge de Lemos）《馬六甲圍城史》。里斯本，1585年，第32、43頁反面），即安煥然所言「聖保羅山的葡人城堡」。不過這點小誤不影響韓先生的推論，我們認同韓先生的結論。
明成祖〈麻剌加鎮國山碑〉，據《明太宗實錄》，立碑地點是在西山：「……其封滿剌加國之西山為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永示其萬世子孫國人，與天無極。」至於「西山」為今哪一座？目前有二說：如果三寶山是鄭和曾經駐紮及設官廠之地，鎮國山碑應該豎立那裏；倘若將鎮國山碑視為麻剌加王朝的「護國之寶」，那麼應該立在皇宮所在的聖保羅山上。三寶山在馬來語中作“Bukit China” (中國山)。據史密斯（W. H. C Smith）的研究，“Batochina”與“Bukit China”是同義詞（W.H.C
Smith，The Portuguese in Malaca during the Dutch period，in Stvdia，Lisboa，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nº 7，1961，p.98.）。對此問題，拉戈阿子爵考曰「BATO CHINA，麻剌加城郊區一地，今名無考。」（巴羅斯—亞洲）（《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地理考察及海外硏究委員會，里斯本，1953年，A-C卷，頁97）查巴羅斯著作的原文為：「在我們碉堡上方的山頭上，就是後來科埃略（Duarte Coelho）成立供奉恩典聖母（nóƒƒa Senhora da
Graça）隱修院那個地方鎮守的是龐巴爾人博特略（Iórge
Botelho）和稱爲Bato China的那個地方有家室的葡人； 在通往Vpij那邊摩爾人居住的大村子的那條河流橋上守衛的是雷莫斯（Fernam de Lęmos）」（《亞洲旬年史之三》，里斯本，1563年，頁58）。據此，史密斯的考證是有歷史憑依的。“Bukit China”原稱“Bato China”。那麼三寶山則是西山」。也就是說，“Batochina”(中國石）曾立在現在的“Bukit China”上。
關於蘇門答剌「官廠」位置，諸家看法不一。向達據〈鄭和航海圖〉所標示的位置，註曰：「五十三頁為蘇門答臘官廠，在港外一小島上。」但未能考出何島。
元《島夷誌略》載：「淡洋 港口通官場百有餘里，洋其外海也。內有大溪之水，源二千餘里，奔流衝合於海。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經過，往往乏水，則必由此汲之，故名曰淡洋。」（蘇繼廎《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37）蘇繼廎認爲：「《爪哇史頌》有Tamiang，即淡洋；有Haru，即阿魯。如以元與明初之阿魯在今日里(Deli)，則其淡水港當在日里河下游。「官場 案淡洋官場，疑在今瓜拉新邦(Kuala Simpang)，距河爲二十五英里。」（《島夷誌略校釋》，頁239）
韓振華考證說：「官廠 在蘇門答剌港口的附近。鄭和下西洋時，傳以蘇門答剌作為海船駐紮處，(明)費信《星槎勝覽》(紀錄匯編本)〈花面國條〉云：『我朝海船，駐紮蘇門答剌』，足見這裏的『官廠』必爲明朝下西洋時海船的駐紮處，它與滿剌加(Malacca)的官廠，同樣地作爲下西洋船隻所運貨物的轉運站。關於「官廠」應在今之何地?據(明)馬歡《瀛涯勝覽》〈蘇門答剌條〉說：「先到濱海一村，名答魯蠻，繫船，往東南十餘里，可到其國」，由上所云，獲悉明朝下西洋時海船的繫船處，是距離蘇門答刺西北十餘里的答魯蠻村，所謂海船駐紮處的「官廠」，「繫船處」的「答魯蠻」村，此地即今巴衰(Pasei)河口的(Talumangkin)，此名乃答魯蠻的對音。答魯蠻(Talumangkin)地方，昔時頗見繁榮，似即十四世紀初拉失衰丁(Rashududdin)之書所記馬來羣島諸城中的Dolmian。」（〈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頁444-445）
「另有一說，謂圖上的『官廠』島已變成大陸的一部分。」（《新編鄭和航海圖集》，海軍海洋測繪研究所，大連海運學院，1988年，頁68。
的確，在一般的行政地圖上，僅僅通過大致的位置比勘，已經找不到一個可以對上「官廠」島的島嶼了。似乎有必要查尋專門的航海技術書籍才能解決問題。
英國海軍部測繪局編印的《馬六甲海峽航海志》製作嚴謹，內容十分可信，經仔細查閱之後，我們初步認爲，這個「官廠」所在的島嶼可能是Palau
Begawan (勿拉灣島，3º47’N 98º42’E)。這裡即便於停泊，取得新鮮給養，又可以通過從唐朝以來就有華人貿易的Kota Cina，為華商提供貨物，向蘇門答臘島內地集散。《島夷誌略》的「官場」 極有可能便是Kota
Cina。此地自唐便是「廣州通海夷道」的必經之地。
華僑史學家周南京對此偶有涉及：「在東南亞最早出現的唐人街之一就是12-14世紀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北岸的中國城（Kota
Cina）。在這個歷史遺跡中發現的建築殘跡、雕像、金銀器、青銅器、古錢幣、陶瓷器等表明，這個古代城市是當時該地區的一個商業中心，是華商和其他外國商人聚居的地區。它不僅同南印度和中國建立了直接的貿易關係，而且是連結蘇門答臘內地的貿易網的中心。」（周南京《略論唐人街的歷史演變》，http://www.china-restaurant.org/crnews/
new_page_25.htm）
Kota意即「城堡」，Cina就是China。周先生將Kota Cina譯為「中國城」頗爲傳神。
國際學界，研究Kota
Cina最有成績的學者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E. Edwards McKinnon。除了以Kota Cina為專題的博士論文（E. Edwards McKinnon，“Kota Cina: its context and meaning in the trade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2
vols.，Cornell University，1984.），他還發表過多篇有關論文（A.
C. Milner，E. Edwards McKinnon and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A note on Aru and Kota Cina”，in Indonesia，nº.26，1978，pp. 1-42，E. Edwards McKinnon，“Kota
China: A Site with T’ang and Sung Period Associations，Sumatra Research Bulletin，3，1 (1973)，pp. 4-52，E. Edwards McKinnon and Tengku Luckman Sinar S.H.，“Notes on Further Developments at Kota China，” Sumatra Research Bulletin，4，1 (1974)，pp. 63-86 and E. Edwards
McKinnon，“Research at Kota Cina，” Archipel，14 (1977)，pp. 19-32.）。依據E. Edwards McKinnon以考古點及出土實物所作的精細考證，Kota Cina位於「今勿拉灣（Belawan）陸地8公里處」。（“A note on Aru and Kota
Cina”，pp. 1.）
我們以前的研究曾披露，古里有過“Chinacota”或“China cota”。從音、形、意上來看，它們與“Kota
Cina”完全相同。換言之，古里也曾有過「官廠」（金國平〈葡萄牙史料所載鄭和下西洋史實探微〉，《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2003年，頁327-331，金國平、吳志良〈葡萄牙史料中所見鄭和下西洋之史實述略〉，《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頁222-227）。
綜合以上討論，蘇門答剌「官廠」的歷史遠久過麻六甲的「官廠」。蘇門答剌「官廠」不是鄭和船隊創建的，但鄭和曾經利用。馬六甲「官廠」似是由鄭和船隊設立的，其重要性遠在蘇門答剌「官廠」之上。後者不過是海船駐紮處或貿易的集散地，或兼有二者性質，而前者卻是整個下西洋活動的海外大本營。這樣才可以理解為何在同一麻六甲海峽，相隔不遠，會有兩個「官廠」。(作者金國平，里斯本葡中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志良，澳門基金會管委會委員)
論鄭和血戰陳祖義
鄭永常
一、前言
洪武十六年(
1383)後，明太祖推行朝貢貿易一體化，頒發勘合為憑，拒絕日本與爪哇來朝貢，因此，前來朝貢的國家只剩下琉球、占城、真臘、暹羅四國。[6]明太祖晚年對於這種結果極為不滿，認為是爪哇的屬國三佛齊阻礙西洋諸國前來朝貢，他曾通過暹羅對爪哇發出警告，將派遣十萬舟師南下。[7]可是，在建文朝(1399-1402)時，西洋諸國依然沒法前來朝貢，明成祖即位便全方位的派使者出訪，企圖重建與西洋諸國的交往，鄭和下西洋就是在此考慮下決定的。然而要通航西洋，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這裡卻是爪哇滿者伯夷王朝的勢力範圍，當時鎮守在三佛齊
(舊港)的是華人頭目陳祖義，他是由爪哇滿者伯夷王朝委派的官員。本文主要是分析論述明成祖與陳祖義的矛盾及鄭和血戰舊港的歷史意義。
二、三佛齊、舊港與陳祖義的地位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明成祖即位後，隨即遣使「詔諭安南、暹羅、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荅剌、占城諸國。」並對朝貢與貿易作出明確的指示：「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8]明成祖已一改明太祖對爪哇、日本的絕貢行動。當明成祖在永樂二年(1404)正月二十一日，宣佈「將遣使西洋諸國」時[9]，已經明白馬六甲海峽不能暢通的原因。因為在暹羅貿易的西洋回回哈只，在永樂元年(1403)「聞朝使至，即隨來朝」，透露出海峽不通的消息。[10]事實上，自洪武十三年( 1378 )三佛齊為爪哇滿者伯夷滅亡後，馬六甲海峽便險阻不通，阿拉伯及印度商人的船隻都只能停靠在海峽西部的港口國家如蘇門答剌國做貿易，或穿過馬來半島的克拉克地峽到暹羅貿易。西洋各國已因滿者伯夷在三佛齊(舊港)的阻撓，很久沒有前來明朝中國朝貢。西洋回回商人在暹羅隨明朝使者前來，促使明成祖初步了解南海及西洋的形勢。其後遣李興出使，是進一步了解當地的情況。[11]史料沒有記錄李興回國的時間及報告的內容，不過，相信他很快就回到南京，報告如上所分析的南海形勢，而「將遣使西洋諸國」的計劃隨即決定。明成祖十分清楚，如果不把馬六甲海峽打通，使其航道安全而暢行無阻，西洋國根本不可能前來朝貢，大明帝國夢也是一場空話。
隨鄭和下西洋而留下的三部史料，寫畢順序是馬歡《瀛涯勝覽》(寫於永樂十四年，1416；景泰二年，1451增訂)、鞏珍《西洋蕃國志》(宣德九年，1434)、及費信《星槎勝覽》(正統元年，1436)；馬歡《瀛涯勝覽》是最早提及舊港史料的作品，筆者先引述相關重要史料再作分析：
舊港即古名三佛齊國是也。番名曰浡淋邦，屬爪哇國所轄。東接爪哇國，西接滿剌加國界，南距大山，北臨大海。諸處船來，先至淡港，入彭家門裡，繫船於岸，岸上多磚塔，用小船入港內，則至其國。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地方不廣，人多操習水戰，其處水多地少。頭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餘民庶皆在木筏上蓋屋居之……國人風俗婚姻死喪之禮，以至言語及飲食、衣服等事，亦皆與爪哇相同。
昔洪武年間．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於此處，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至永樂五年，朝廷差太監鄭和等統領大舟宗船到此處。有施進卿者亦廣東人也，來報陳祖義兇橫等情，被太監鄭和生擒陳祖義等回朝伏誅。就賜施進卿冠帶，歸為舊港為大頭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不傳子，是其女施二姐為王。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12]
在馬歡的《瀛涯勝覽》中，很清楚提及舊港即三佛齊故地，是爪哇所轄地，舊港的頭目是廣東人陳祖義。由此可見，陳祖義的地位十分明確。在鞏珍的《西洋蕃國志》中有關「舊港」史料，基本上抄錄自馬歡《瀛涯勝覽》，亦稱陳祖義為舊港頭目。[13]而費信在《星槎勝覽》則改稱陳祖義為海寇，引錄如下：
永樂三年，我朝太宗文皇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舟師往諸番國。海寇陳祖義等聚眾三佛齊國，抄掠番商，亦來犯我舟師，被我正使深機密策，若張網獲獸而殄滅之。生擒厥魁，獻俘闕下，由此海內振肅。[14]
費信之書寫畢於正統元年(1436)，自此中國人便把陳祖義視為罪大惡極之海寇，間接合理化鄭和血戰舊港的行動。筆者以為要釐清陳祖義在舊港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判定其歷史地位。
洪武十一年(1378)，三佛齊為爪哇滿者伯夷所滅後，[15]此地便稱為舊港，仍然是爪哇的轄屬，不過這裡已由廣東、福建華人佔有，他們的頭目是陳祖義。這些華人並不是新移民，他們可能是元代的海商，或因明初海禁而滯留國外，又或是元代已在南海定居的貿易代理商。在馬歡《瀛涯勝覽》中曾描述在爪哇地區的華人聚落，如杜板「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又如新村/革兒昔「村主廣東人也。約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又如蘇兒把牙「亦有村主，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值得留意的是，定居在爪哇的華人「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16]當時，爪哇人大都信奉婆羅門教。
由於爪哇攻滅三佛齊之事為明太祖所知，便對爪哇便採取絕貢的制裁行動，這當然影響爪哇的經濟及貿易地位，陳祖義及其追隨者應是爪哇授權從事貿易活動的華人，用以維持馬六甲海峽的商貿活動。我們從鄭和戰敗陳祖義，並搜出「偽銅印二顆」可知他有具實質的頭銜。[17]兩顆偽銅印應是爪哇王的委任信物，否則滿者伯夷怎會允許陳祖義在舊港擁兵自重呢？鄭和「殺賊黨(指陳祖義)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18]，可見陳祖義地位之重要。
爪哇擁有舊港主權在下述事件中可以體會出來；永樂十一年(1413)九月，爪哇國王懷疑明朝利用滿剌加有侵占舊港之心，明成祖加以安撫說：「比聞，王以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敕諭。王既無朝廷敕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19]當時，舊港頭目施進卿雖由明朝冊封，但實質仍是爪哇的人，這就是《明史》所說的「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20]的原因。
由上述的分析，很清楚知道陳祖義是爪哇委派在舊港的華人領袖，並負責當地的防衛及貿易，並負擔阻止西洋船隻前往明朝朝貢和貿易。馬歡在《瀛涯勝覽》指出：「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21]；費信《星槎勝覽》則指陳祖義「聚眾三佛齊，抄掠番商」，[22]並非虛構的指責。不過，陳祖義是遵照爪哇之命而行，誠如明太祖晚年所說：「(西洋)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並聲稱命將統率「十萬眾，將越海問罪」[23]三佛齊(舊港)，其實正好反映出洪武年間明朝與爪哇的矛盾關係。事實上，明成祖遣鄭和下西洋，在意義上是把明太祖的警告化為具體行動而已。
陳祖義為舊港的華人領袖，應無疑問，但是明朝廷當時卻視梁道明為舊港領袖，且以朝貢規格來款待梁道明及其使者。可是梁道明其人，在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和鞏珍《西洋番國志》三書中都沒有提及，而與梁道明同伙的施進卿卻在三史料中皆有記載。這是很奇怪的事，箇中原因值得探究。
三、明朝廷與梁道明的勾結
自從明永樂元年(1403)回回哈只經暹羅來朝貢後，明成祖便認識到西洋諸國為舊港所阻，不能通過海峽前來朝貢，因此而下決心派艦隊下西洋。他開始十分關注南海的消息，永樂三年(1405)正月，明成祖對南海的形勢有了新的認知。《明太宗實錄》記錄了舊港頭目梁道明是「廣東人，挈家竄居于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首。」[24]這是指揮孫鉉出使南海諸番途中，挾持梁道明兒子及二奴回來而得知的大概。因此，明成祖決定派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往舊港，招撫逃民梁道明等。」[25]如果指揮孫鉉曾到舊港，他不可能不知道舊港的領袖是陳祖義，梁道明與施進卿等只是當地的華商，如據《明太宗實錄》所記，梁道明的追隨者也有「數千人」的話，當時，舊港已聚合了近萬數的華人。筆者以為孫鉉企圖扶持舊港的另一勢力梁道明來打擊陳祖義的豪橫，也就是用手段來分化舊港的力量，這種策反計畫應已得明成祖點頭才可進行。
明成祖在永樂三年(1405)六月，下令「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26]這時候，明成祖對南海形勢已有所了解，而鄭和下西洋的艦隊已經過一年多的準備與集訓，這次的出使的目的地很明確，就是「西洋諸國」即馬六甲海峽及以西的國家，一次史無前例的海洋之旅即將展開。
下西洋最大的麻煩是三佛齊即舊港是否阻礙通航。前文提及永樂三年正月，明成祖已把梁道明當作舊港的大頭目，並派遣行人譚勝受等招諭他。梁道明在永樂三年十一月與鄭伯可隨譚勝受親自前來南京朝貢，[27]在他離開舊港時，梁道明曾吩咐副手「施進卿代領其眾。」[28]不過，就在前二個月(即同年九月)時，《明太宗實錄》透露了「賜西洋、爪哇……及舊港等處頭目宴」的消息，[29]這個舊港頭目又是誰？他當然不會是梁道明？筆者以為應是陳祖義所派遣的代表，當陳祖義知道梁道明的企圖時，他亦派人到中國來解釋及希望得到明成祖的承認。
這種情況說明了當時舊港內出現權力鬥爭，雙方都想借明朝的承認強化在地的影響力，或得以從事朝貢貿易活動。明成祖應該知道舊港的大頭目是陳祖義，但從《明太宗實錄》所記，梁道明一直被視為大頭目，可見這是明朝的分化手段，即支持梁道明打擊陳祖義。不過，如果這些海外華人都願回國定居的話，明成祖就不必為此而頭痛，因此他在永樂四年(1406)三月，發出一份〈招諭海島流人〉的敕諭：「爾等本皆良民……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30]但是，對於舊港的華人來說，回國並不是他們的企盼，他們要的是貿易。因此沒有人響應是明白不過的。
永樂四年(1406)七月，「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梁道明遣姪觀政」等同來朝貢，賜鈔幣有差。[31]當時，第一次下西洋的鄭和艦隊，應已到訪舊港後西航印度。真假舊港頭目同時入貢顯示權力鬥爭已經白熱化；祖義遣子士良入朝表示最大的誠意，梁道明亦遣姪兒觀政來朝，爭取明成祖的承認至為明顯。不過，陳祖義大概已體會到明成祖對他的打壓，他不得不先下手為強，我們不知他如何對付梁道明，但是自永樂四年七月以後，梁道明再沒有出現在史料中，他已退出歷史舞台。
四、鄭和血戰陳祖義
筆者以為在永樂四年(1406)春夏間，鄭和艦隊已經通過馬六甲海峽西航，陳祖義決定派兒子士良到中國爭取承認，結果發現明朝扶立梁道明的意圖不變，才決定對付梁道明，捍衛自已在舊港的統治權。施進卿向鄭和投訴「陳祖義兇橫等情」，應是指陳祖義殺害梁道明之事。如果是指陳祖義平時的所作所為，為什麼不在鄭和西航前解決他呢？由此可見，舊港華人社團當中，其實呈現分裂狀態，這應是海商集團的常態，一團一伙以維護自己的海貿利益。
陳祖義因得爪哇滿者伯夷王朝的委任為舊港大頭目，當然控制了當地的貿易壟斷權，而以梁道明與施進卿為首的另一海商集團，欲借明朝的影響力加強在舊港的地位，明成祖則想藉梁道明取代陳祖義，間接削弱爪哇在舊港的影響力。在鄭和下西洋時，明成祖仍未有用武力對付陳祖義的計畫，所以鄭和西航時並沒有跟陳祖義發生衝突，他仍在考量如何安置陳祖義與梁道明。
不過，在鄭和西航回程途中，卻發生了兩件挑戰明成祖威權的事件，一是上文所論述的梁道明被殺事件，相信施進卿已向明成祖報告了；另一事件是爪哇西王攻殺東王時誤殺了170名明朝使團官軍，當時「朝廷遣使往諸番國，經過東王治所，官軍登岸市易，為西王兵所殺者七百十(百七十)人。」[32]這件事大約發生在1406年初，這批使團及官軍並非隨鄭和下西洋的部隊，是另有任務的使團。否則，鄭和不可能不處理便西航。爪哇西王在永樂四年(1406)
閏七月時，遣使報告：「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33]當時，西王並未就殺害170名官軍而向明朝道歉，爪哇根本不提此事。這件事明成祖應早已知道，因為留在使船上的明朝使臣應即回航報告此事。此時的明成祖才下決心攻擊舊港的陳祖義，以報復梁道明被殺及爪哇殺害使團的事。這樣可以避免直接與爪哇正面衝突，也可讓爪哇知道明朝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
筆者相信與梁道明同一陣線的施進卿，在梁道明被殺後必然向明朝投訴及尋求保護，趁回航時向鄭和報告「陳祖義兇橫等情」時，並傳遞了明成祖剿滅陳祖義的決定。因此，鄭和與陳祖義之戰已無法避免；永樂五年(1407)中，鄭和艦隊回航至舊港，便與陳祖義展開一場戰爭，結果陳祖義被俘。同年九月，鄭和回抵國門，獻上俘虜：
壬子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初，(鄭)和至舊港，遇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詐降，而潛謀要劫官軍。(鄭)和等覺之，整兵隄備。祖義率眾來劫，(鄭)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生擒祖義等三人。既至京師，命悉斬之。[34]
顯然，明成祖對於這次戰局很感滿意，參與這埸戰爭的官軍人等都得到朝廷的賞賜。《明太宗實錄》記載：
賞使西洋官軍舊港擒賊有功者，指揮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千戶鈔八十錠、綵幣三表裏；百戶所、鎮撫鈔六十錠、綵幣二表裏；醫士、番火長鈔五十錠、綵幣一表裏；校尉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旗軍、通事、軍伴以下鈔、布有差。[35]
處理完陳祖義之後，明成祖便「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36]明成祖視舊港為邊境土司，有「賞罰黜陟，悉聽裁制」的自治性質。[37]不過，明成祖心裡明白「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38]因此，明朝只須維持與舊港的友好關係，以確保馬六甲海峽航道暢通無阻，明成祖當然不會視舊港為重要盟友，施進卿的忠誠度亦值得懷疑，因為明朝與爪哇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中。
五、結語
這是一埸慘烈的戰爭，陳祖義五千餘人被殺，以明成祖對軍人的嚴格要求，這數字不可能虛報。鄭和龐大的海軍及裝備精良的武器，要打敗陳祖義應不會很困難，但要殺五千餘人才能生擒陳祖義，戰況的激烈可想而知，鄭和幾乎是血洗舊港。陳祖義的部隊大都是華人，而陳祖義及另兩位頭目則押解到南京被誅殺。陳祖義所犯何罪要如此懲罰不可？他當然不是什麼海賊，他擁有超過十七艘的海船以及五千多名的追隨者，及擁有「偽印二顆」，在在顯示陳祖義在舊港的合法地位。很清楚，這是一埸明朝中國與爪哇滿者伯夷王朝角力下延伸出來的戰爭，當爪哇無故殺害了170名使團官軍，明成祖便作出最後抉擇，下令鄭和進攻舊港扶持親明朝的施進卿，用以削弱爪哇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陳祖義可說是明朝與爪哇鬥爭的犧牲者，也可以說為捍衛滿者伯夷在舊港的控制權而犧牲了，這樣陳祖義便是爪哇歷史上值得歌頌的英雄人物。
史料並沒有記錄爪哇對鄭和血洗舊港有何反應，但爪哇對於明朝要求賠償殺害170名官軍六萬兩黃金一事，堅持只賠一萬兩黃金，而明成祖亦不再追究。[39]可見，明朝與爪哇的對立仍然很緊張，只是雙方不願正面衝突而已，當時爪哇滿者伯夷王朝的勢力正在下降中，反之明朝中國的國力正值上升階段，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明朝決心用軍隊進駐舊港作為下西洋海軍的基地，是完全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但明成祖不作此想，是避免引起南海國家的恐慌，最重要的是避免與爪哇的正面衝突。委任施進卿為舊港頭目，應是雙方協調下的結果，爪哇並沒有因陳祖義失敗而放棄舊港的控制權，我們可從上文提及爪哇向明朝投訴「滿剌加國王索舊港之地」而知之。
再有一事間接證明爪哇對舊港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正月，舊港宣慰使施進卿已經過世，他的兒子施齊孫遣使「請襲父職，并言舊印為火所燬。」朝廷已頒令施齊孫襲宣慰使，賜與銀印，並「令鄭和齎往給之。」[40]鄭和這次任務並沒有完成，因為當他抵達舊港時，大頭目竟不是施齊孫而是他的女兒施二姐，如果沒有爪哇支持，施二姐憑什麼可以抗拒明朝對施齊孫的任命？鄭和親往頒授施齊孫為舊港宣慰使之事，最後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見，舊港頭目的繼承權並非由明朝掌控，仍然是由瓜哇主導。明朝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此一事實。剛好這一年八月明成祖逝世，而明仁宗繼位幾個月便過世，接著是明宣宗登位。洪熙元年七月，施二姐使臣入貢，明宣宗頌「給爪哇舊港宣慰使司印……蓋舊印為所火燬也。」[41]筆者懷疑舊印是給瓜哇燒燬的。自此以後施齊孫之名再沒有在歷史上出現，相反的施二姐的大名卻在琉球國的《歷代寶案》中留下記錄。[42]宣德五年(1430)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隨行的馬歡《瀛涯勝覽》記載：「本人(指施進卿)死，位不傳子，是其女施二姐為王。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43]鞏珍《西洋蕃國志》也提及「進卿死，位不傳子，其女二姐為主。賞罪黜陟，悉聽裁制。」[44]
馬歡所說的「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也包括繼承權的問題。上文提及明成祖處理陳祖義後，任命施進卿為宣慰使是與爪哇協調的結果，施進卿仍然是爪哇授權的舊港頭目。因此我們才明白，明成祖以滿剌加作為下西洋的海軍基地，而不選擇以華人為主體的舊港來合作是有其理由的，[45]這亦可反映出對施進卿的不信任，以及對爪哇的警惕。不過，鄭和戰敗陳祖義後，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礙西洋諸國前來中國朝貢，而明朝最重要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作者鄭永常，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阿左雷斯•科佛群島的中國魅影
佛瑞拉•莫瑞諾著，歐政良譯
蓋文•孟席斯，一位退休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在他最近出版的書《1421年--中國發現美洲》，指出葡萄牙人抵達阿左雷斯(the Azores)群島之前若干年，中國人便發現這些島嶼。
孟席斯顯然從未踏上阿左雷斯群島，只因讀了1638年馬德里版《葡萄牙歷史概論》(Epitome de las Histórias Portuguesas)的一項資料，便確立他荒謬的主張。
《葡萄牙歷史概論》，作者真名為法利亞及蘇莎之門魯夫(Manuel
de Faria e Sousa, 1590~1649)，這本書敘述阿左雷斯•科佛群島的科佛島(譯者註：Corvo Island 即烏鴉島，以下稱烏鴉島)某個山頂上的一座騎士雕像，但對於雕像下方的刻字，則說「我們無法看懂。」
就憑這一點記述，孟席斯便厚顏地宣稱「烏鴉島上的騎士像是一個中國人的雕像，甚至可能是朱棣皇帝騎馬雕像。」令人驚訝的，孟席斯補充說：「中國人可能曾居住於阿左雷斯群島的確切証據來自哥倫布，哥倫布的報告提到烏鴉島以南二十英哩的花島(Flores)有一項傳說，沙灘上曾經出現飄來的非歐洲人的遺體。」
我對蓋文•孟席斯無任何的不敬，但確切地相信他牽強的結論實在是過火了些。哥倫布或蘇莎(Sousa)從未航行到花島、烏鴉島間的海峽。傳說中的騎士雕像一事，是從達米昂•德•蓋斯(Dami ã o
de G é is, 1502~1574)所寫的虛構故事無恥地剽竊而來的。烏鴉島是阿左雷斯群島九個島嶼之中最小的，面積不到七平方英里，人口約四百人，集中在一個小村落裏。
卡斯霸•夫魯朵左(Caspar
Frutuoso, 1522~1591)及安東尼歐•古戴羅(Autónio Cordeiro, 1641~ 1722)，兩位都是阿左雷斯群島當地人，也是群島最早期的歷史學家，他們歸納此雕像的故事為不過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傳說」(antigualha mui not vel)。
狄歐古•達斯•夏噶斯(Diogo
das Chagas, 1575~1667)，另一位當地的歷史學家，他的兄弟在烏鴉島從事傳教工作，從未提及有此雕像或中國人的遺體「被沖上花島的海灘」。
一對傑出英國兄弟，約瑟夫與亨利•布拉(Joseph and Herry Bullar)，寫了一本巨細靡遺有關他們在阿左雷斯群島生活的書(1838年12月至1893年5月)。在他們對烏鴉島的描述裏，並未提及此件傳奇雕像。魯奧•布倫東( Raul
Brandão,1867~1930)，一位大師級的作家，在其著作《迷濛之島》(As Ilhas Desconhecidas)有一整章記述他在烏鴉島的生活(1924年6月17日至30日)，但未提及此雕像。
也有一種說法，雕像為古代腓尼基人或迦太基人(比中國人早了很多世紀)留在烏鴉島上的可能性，知名阿左雷斯歷史學家門魯夫•孟泰羅•衛羅•阿魯達(Manuel Monteiro Velho Arruda)認為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
我建議蓋文•孟席斯閱讀《有關阿左雷斯群島之發現與殖民文件集》，作者衛羅•阿魯達記述群島的歷史，追述到1317年(鄭和下西洋之前100年)，他說「在那時候官方並無探索計劃，葡萄牙人冒險橫渡大西洋之事毫無所聞。」事實上，直到葡萄牙人抵達阿左雷斯群島之前這些島嶼都還是無人的，沒有任何人類出現過的跡象。
己故哈辛托•蒙泰羅博士(Dr. Jacinto Monteiro,1923~2003)也提供寶貴的紀錄資料；《阿左雷斯檔案》(Arquivos
dos Azores)共15冊，特別是第二冊(1880年)及第三冊(1881年)裏面，對此魅影雕像有所辯論。此外，卡洛斯•亞伯多•麥戴羅(Carlos Alberto
Medeiros)在1967年，1987年版的《烏鴉島》(A Ilha do Corvo)；西爾維拉•麥徹多(Silveira Macedo)的《四島記事》(História das Quarto Ilhas)第三冊；噶西亞•拉莫士(Garcia Ramos)的《阿左雷斯湖阿吉普快報》(Noticia
do Arquip, Lago dos Azores)等著作，說明烏鴉島的雕像不過是對一群火山岩石的視覺幻像與幻想。
侯斯•安東尼歐•卡莫斯神父(Fr.
Jos António Camoes, 1777~1827) 有關烏鴉島的《報告書》(Relatório)，身為一名花島的當地居民，他堅決否認有此雕像的存在，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攀爬至此難以接近的區域。
知名科學家侯斯•阿古斯提諾(Jos Agostinho, 1888~1978)在他1945年對烏鴉島的考古研究後，明白地指出所謂的雕像只是一塊岩石，從一定的距離看恰巧像一個騎士。
此外，和孟席斯在他書中的附錄所表達的剛好相反，從未有過任何古老的中國式結構的地下遺跡的記載或傳聞。神父勞倫左•喬治(Fr.
Lourenzo Jorge 1882~1918)，一位鳥鴉島的居民，最近他的一份手稿付梓成書，書中從未提及與中國有關的遺跡。最後，法蘭西斯科•薩維爾神父(Fr.
Francisco Xavier)，一位從2002年9月至2003年9月派駐在烏鴉島的傳教士，目前派駐在加州聖荷西的教堂，對我保證說他從來沒有聽過或見過所謂的魅影雕像。(作者佛瑞拉•莫瑞諾，葡萄牙人，現居美國加州；譯者歐政良，臺南市業餘文史工作者，英、日文講師)
紀念鄭和下西洋本區各國「各自表述」
吳龍雲
《聯合早報》2004年11月12日的報導，2005年是鄭和下西洋600週年，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都掀起慶祝的熱潮。不過，有的學者認爲鄭和的特殊身份，也因為信仰回教等因素，區域內各國紀念該歷史人物的目的與方式，其實都是「各自表述。」
研究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歷史學者韋傑夫，Geoff Wade，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會客座高級研究員，認爲鄭和向來被視爲中國睦鄰的「和平使者」的正面形象，對中國向世界釋放和平崛起的信息，具有特定的意義和作用。他注意到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從2004年七月間開始展開整年的系列慶祝活動。然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表示想參與慶祝活動時，卻遭到中央政府的婉拒。韋傑夫說，「這和中國樹立和平崛起形象的戰略有關。對中國而言，鄭和下西洋時雖然率領了大批艦隊和海軍，但並沒傷害任何人和佔領任何地方。所以，它要以歷史來證明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有迹可尋的，大家可以儘管放心。」
韋傑夫指出，在馬來群島和東南亞的回教世界，鄭和的回教徒身份被凸顯，以達到宣揚回教的作用，同時也藉此反映當時回教與中國的關係。馬來西亞和印尼部份學者所發表的文章，也著重區域回教國家與明朝的友好關係。例如，馬來西亞即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週年，尤以馬六甲爲甚，因為馬六甲王朝和鄭和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鄭和的華人與回教徒雙重身分，因此在東南亞被充分地利用。」在新加坡，偉傑夫認爲紀念鄭和下西洋的盛事，是以旅遊業爲主導，新加坡旅遊局今年四月宣佈，明年六月開始將舉辦系列活動，希望吸引遊客前來觀光。
他指出，人們可以因爲政治、經濟和宗教利益等因素，利用和詮釋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跡。不過，根據他研讀史料的結果，發現鄭和下西洋並非如一般所論述的「那麼和平及友好。」「事實上，有足夠證據顯示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在一些地方停留時，曾發生暴力衝突，甚至是有侵略行爲。例如在蘇門答臘和爪哇上演的暴力事件，對緬甸的威脅，以攻打斯里蘭卡等。」此外，偉傑夫也認爲，鄭和下西洋是殖民主義的雛形。鄭和艦隊遠航的路線經過南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和非洲，足跡遍及30多個國家。航線是以當時阿拉伯的貿易網路爲依據，所到之處有一部分也成了與中國通商的據點。「這樣的作法和後來葡萄牙擴大亞洲的貿易網路是一樣的，雖然沒將所到的地方殖民化，卻也取得經濟利益。」
爲此，他認爲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應從多個角度來檢視，特別是它和明朝永樂皇帝試圖擴大版圖的戰略。他認為：「令人擔心的是對這段歷史進行研究的，在中國和東南亞以外的研究者都很少，以致凡是有關的研究和論述，都被當作《聖經》。」(作者吳龍雲，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解構鄭和迷思系列之二 ─
有關「寶船」的迷思
陳政宏
在有關鄭和的迷思之中，最具爭議性與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傳說中巨大無比的寶船了。由於鄭和下西洋活動留下的具體資料極少，而各式的奇珍異寶鮮有具體型態之留存，頂多剩下華美的形容詞藻，因此能用來具體形容其活動之偉大者，只剩下可以誇炫的三項有關航海的事物：其一是遠航記錄的航海圖，其二是所謂「空前絕後」的寶船尺寸，其三是船隊的規模。
關於遠航記錄，在〈解構鄭和迷思系列之一─是 「鄭和下西洋」抑或「明初大航海」？〉文中，筆者已經說明鄭和下西洋並無任何航程上的新記錄或發現新地點，鄭和仍是在當時中國人已知且熟悉的海域中活動。其次，所謂鄭和航海圖者，實為後人(明末茅元儀)所抄繪之海圖，由內容可知確實與鄭和下西洋活動有關，很可能是鄭和下西洋時修訂過的海圖，但是是否還有後人增補修訂呢？可能很難考證出確切的答案了。所以，把這海圖就視作鄭和下西洋的航行記錄，在邏輯上也有漏洞，因此頂多可以認為是全面地整理並修訂前人所累積之海圖與航海經驗的大功勞一件，實在也沒什麼可以誇耀的創記錄可言。
寶船尺寸的爭議
至於許多人所謂「空前絕後」的寶船尺寸，以及因此可以大書特書的寶船特殊性，可是有所憑據的。列為正史之一的《明史》在清初由名臣張廷玉監修，一般評價其考證的功夫並不差，而其中所述的寶船是長44丈4尺，寬18丈。此尺寸的可信度曾被許多西方學者質疑，而中國學者在1947年管勁丞首先提出之後也有不少提出質疑。儘管質疑的理由不一，有的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正確，有的也與實情不合，但多半是根據物理法則與技術發展規律來推論。而寶船的記載上，那不管怎麼換算都應該超過120公尺的長度，以及因此而來的巨大排水量(萬噸級)等，實在讓許多造船專家瞠目結舌—不知道是該對尺寸噸位之龐大表示驚嘆，還是對罔顧不合理記載的虛榮表示訝然。
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者與少部分造船學者認為既然是正史所記，又有諸多文獻佐證，甚至有以數字大寫記錄者，不可能是傳抄時誤植，因此還是認為寶船就是有上百公尺那麼長，上萬噸那麼大。至於明初造船技術上如何達成呢？他們由此被他們認定的結果反推論回去，認為必然當初有造船技術上的進步之處，但卻至今找不出當初木造船技術上的可行性。尤有甚者，過去曾有一些多半來自中國大陸的論文或短文，從其行文與遣詞用字看來，似乎是先有了這項寶船百公尺長的結論後，再反過來東拼西湊找證據，品質粗糙，邏輯錯亂。
爭議的科學解決
既然有人提出合理的懷疑，正確的回應作法不應該是訴諸權威(正史所記)或先有結論再找證據，這兩項都是犯了邏輯上的謬誤。就維護與質疑兩派分別而言，合理的作法當類似如下：
質疑派：首先應該提出合理的懷疑理由，或提出質疑記載錯誤的證據，論述其記載必然錯誤，否則會違反哪些邏輯原理或自然法則，並說明如何違反。也就是要進行具體的實質討論，而不是只提出合理的懷疑，最好能逐漸提出合理的理論與替代模型解釋記載錯誤的理由，並建立可能的還原方案。
維護派：對於維護明史記載數字者，則應在質疑派提出合理懷疑的論述與證據後，針對其論述或證據進行實質上的討論與辯駁，例如反駁其證據的可信度，論述之邏輯或事實錯誤等；而非進行形式上的意氣之爭，例如強調正史或有多少文獻有類似記載，因為正史也都被證明過會有錯誤，而事實也不是數目多的就贏，還是要以證據與邏輯推理來服人。
李則芬在《史學入門的警惕》(台北：黎明文化，1993)書中以許多中國史的例子強調，中國史書的記載有許多是錯誤與不可信的，尤其是與數字或戰爭有關的部分，他也提出許多可能的原因與解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中國史官多是進士出身的翰林編修，不太瞭解社會生活實況，對軍事、戰爭與游牧民族習性等都不甚瞭解，常常只注重文采而輕忽事實」。這是許多人讀史時若未曾思考容易忽略的地方。也因此，對於質疑派提出的一些有關大型寶船之說違反物理法則的論述，實在不可輕忽，因為物理法則是古今中外皆適用，而且不會受人影響，比起人寫的東西可靠多，如果維護派始終無法對質疑派這些論述有實質的回應，質疑之聲將永遠流傳不絕。
關於這種歷史事件爭議的科學解決法，最近有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範例：〈寫實畫的光學之謎〉(David G. Stork: Optics and
Realism in Renaissance Art, Scientific American Magazine, Dec. 2004，中文版《科學人》雜誌2005年1月號，頁59-65) 探討何以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忽然在繪畫技巧上有突破，而使畫作看起來生動了許多。前幾年有一個特別的理論認為是因為當時的畫家用了鏡片與凹面鏡子來投射物體到畫布上，所以畫家可以畫得相當精確。若這理論符合事實，則是當年技術的一大突破。但以光學計算技術分析畫作上的物品，並推算符合該理論情形下所需的鏡子尺寸，同時檢驗是否符合透視畫法，結果發現當時的畫作既不是透視畫法，而所需的凹面鏡尺寸又大到不合其中情境的地步，因此可以推論該投射理論不太能成立，倒是一個較普通的解釋就能合理解釋這種進步：當時眼鏡已經通行於世，因此當時的畫家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可以畫得較好，沒有用什麼特殊的方法，如此而已。
這項研究所依靠的無非是光線行進的原理方法不會隨時間或人而改變的這項事實，因此記載或理論上的描述若使情境中有不合理處出現，必然有部分記載有誤或是理論不能成立。這項研究清楚地顯示出一個物理法則在鑑別上的強大功能，我們不能認為記載是不可能會出錯的，任何理論也必須通過無情的檢驗。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仍有許多環繞著寶船的迷思存在於部分學界與媒體傳播之中，以下整理與寶船相關的一些迷思，並澄清之。
寶船尺寸的迷思
第一項有關鄭和寶船的尺寸，如果寶船真是長44丈4尺，寬18丈，以1尺等於0.29∼0.33公尺換算，其長約為128∼146公尺，寬約為52∼59公尺，而深度沒有記載，所以要看船型來推測。如果是福船型的較深，約有8~10公尺，也因此各方推算其排水量將達一萬噸以上，與現今的小型航空母艦相當，比巡洋艦(典型的為七千噸)還大。如果是沙船型的，雖然推算之排水量會小一些，但是實際上不太可能，因為沙船的乾舷低，在大海中航行容易上浪，其穩度經過研究證實也較福船差，容易翻覆，傳統上也非官方或民間遠航用的船型，因此除非能找到特殊而有理的理由，沒有道理要假定寶船是沙船型的。由於船型比較不是爭論的重點，經過多方相對較為無堅持立場的討論，現在學界大部分接受「寶船是福船型的可能性較大」的說法。
但是質疑派對於這麼大的船，竟然都用木頭建造，而且還能抵抗大洋的風浪，超越後來所有木製船舶長度的紀錄，提出種種不合理處的質疑。到十九世紀為止，西方最長的木製船舶是以金屬材料補強的，也只有八、九十公尺長。因此從技術的角度，也就是力學的角度來看，反而是維護派需要提出能合理解釋如何製造的理論，畢竟現在已經沒有實物存在了。此外也要有解釋大寶船如何運作的理論，例如吃水如此深的船，如何從位於長江岸邊的寶船廠下水，不會擱淺，再行駛到大洋裡，又是否永遠不停靠港口呢？不然當年有幾處是可以停靠吃水如此之深的船？
然而儘管維護派開始以較為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回應，但是大部分的理論估算類似於前幾年的一個例子：有學者以造船學常用的公式計算這麼大的寶船的阻力、所需的動力與人數及帆的大小等，但是過程中也不顧那些經驗公式的適用性是否及於中式古船，是否符合帆船的一般操作方式，只要算出來的數字合理，就下結論說鄭和寶船是這麼大。其論述是在為大尺寸找合理證據，而非客觀評估正反兩種說法的可能性。.
另外有人曾以南京出土的舵柱長度來推算古船的長度，由於舵柱長約11公尺，若是沙船型的，船長約為舵柱長的10~12倍左右，船長可達120公尺；若是福船型的，船長約為舵柱長的4~5倍左右，船長約為40~50公尺。由於沒有其他證據顯示該舵柱所屬的船型，此案只能不了了之，無法作為推論寶船的證物，因為該處出土的船可能是長江水域的內河近海用船筏，也可能是特地為下西洋建造的，但是在沒有其他證據支持下，也無法繼續推論下去，只能變成懸案。但是我們看到當年，為了讓寶船能有120公尺以上的長度，遂有人斷定寶船是沙船型的，這樣才能用此考古出土的物證來支持大寶船說，而罔顧了沙船型的種種不合理處。這就是典型的「先有結論，再找證據」。
過去幾年陸續有學者從各種文獻的版本源流考證，發現各種文獻中記載的「四十四丈四尺」數字都比明朝中葉羅懋登那誇張且錯誤百出的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出現得晚，因此很可能是後人依據小說中的數字補進各種文獻中的。如果無法找到比《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更早的「四十四丈四尺」記載，那在此文獻資料極度缺乏的歷史難題中，文獻資料的可信度就比較低，我們反而需要求助於其他的方法來推論與解釋各種不合理處。
以過去各種有詳細記載的文獻與實船記錄來看，所有中國清朝以前的航海木造船中，大部分最大的船型約只有30多公尺，如果把較長的虛梢等算進去，再考慮偶然少數一些較大的船，其全長也在50~60公尺左右而已。如果鄭和寶船是特別設計製造的，比一般海船大，最有可能的尺寸也大約是在此數字附近；若寶船沒有比一般海船大，只是性能或裝飾較好，那也可能只有30多公尺。維護清史記載的尺寸者，必須找出超越文獻的證據來反駁質疑派，否則不能人為作假或隨意改變的「技術限制」與「物理法則」這兩項，是維護派永遠無法超越的障礙。
寶船尺寸比較的迷思
從尺寸延伸出來的另一個迷思是當人們在比較船隻大小時的不當比較。最有名的例子是Louise Levathes的When China Ruled the Sea 《當中國稱霸海上》書中所畫的鄭和寶船與哥倫布的聖瑪麗亞號比較圖。由於鄭和常被拿來與哥倫布或麥哲倫等歐洲大航海時代的著名航海家比較(這其實也是不當的比較，以後再述)，他的船也被拿來與哥倫布的船比較。在原圖中(參見圖一(上))
讀者的一般印象是：聖瑪麗亞號與鄭和寶船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圖一 《當中國稱霸海上》「鄭和寶船」與「哥倫布的聖瑪麗亞號」比較(上)，
寶船尺寸減半後的比較(下)
然而這樣地來比兩艘船的大小是不妥的。首先，哥倫布的聖瑪麗亞號並不是當時歐洲最大的木造船，而鄭和寶船卻有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木造船。這樣兩者相比大小就失去真正比大小的意義，也無法從邏輯上得到許多論者所常引以為傲的「中國船比較好」的結論。其次，聖瑪麗亞號穿越大西洋航行，鄭和寶船多為沿岸航行，而且哥倫布航行為探險未知的性質，鄭和航行為重複過去既有中國帆船貿易的航線，兩者屬於本質不同的航行，再來比較其所用船隻，也不是很有意義。就如同把緝私艦與觀光遊艇拿來比較大小般，究竟有何好比的？第三，書中原圖畫的是側面圖，因此尺寸上的倍數在面積上看來就得到長度倍數的平方倍，因此效果會被放大許多。如果我們把鄭和寶船的長度縮小為原來的一半，以比較接近合理的60公尺左右的大小來與聖瑪麗亞號比較(圖一(下))，讀者感受到的大小差異就沒有那麼強烈了，因為鄭和寶船尺寸縮為1/2後，面積縮為1/4，兩船的視覺效果就比較接近。因此這種圖面的比較有誇大的效果存在。
寶船性能的迷思
第二種迷思是「寶船性能好到無與倫比」。這項迷思雖然較少出現在學術界的討論當中，因為學界連尺寸都還搞不定，還不會來個性能大辯論，而且能討論性能的學者專家人數也少。但是此項迷思卻常常在媒體的報導中出現影射或暗示這樣意思的字句，其主要論點通常是來自於第一個尺寸上的迷思，認為較大的船與特製的船性能自然會比較好，而且為皇帝特命製造的等等。然而就如前面提過的方法，任何主張要有實質證據支持才行，而此性能好壞之說顯然就不是個該被討論的主題，因為連船的尺寸與外型都還未能確定，如何計算或實驗其性能，並與其他船隻比較？ 因此這些吹捧寶船性能的文字都不是真正在討論鄭和與寶船的問題，只是想藉題發揮。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是說在討論鄭和寶船問題時完全不能論及船的性能只是不能論及鄭和寶船的性能而已。在推論寶船的形式時，我們可以討論不同船型性能的差異，因為現在留有一些典型中國式古帆船的不同樣式，而且十九世紀來到東亞的的西方人留有許多當時中國式古帆船的記錄，足以作為實質討論的依據。而瞭解到不同船型的性能差異後，再來與文獻中的描述比較，才能有一點點用來推論還未知的鄭和寶船究竟屬於哪種船型的資料。造船學者已經對此有過研究，瞭解到福船式的尖底海船較適合在大洋中航行，也符合過去中國前往東南亞與印度洋的貿易船隻的型式，因此推論鄭和所用的船以福船式的可能性較高。
寶船經濟的迷思
第三種迷思是「寶船價格高，代表當時經濟狀況好，可以證明明初的經濟狀況好，國庫豐裕。」這種推論與上述寶船性能好的迷思類似，都是以還不能證實的說法來推論另一項還有疑義的說法，是毫無意義的推論。首先，寶船價格高不高，在沒有確切的寶船資料以及造船成本資料之前，是無法討論的，而偏偏寶船與下西洋的資料已經不在了，這個問題也就無法解開。況且就算寶船價格高，也無法推論明初的經濟好，因為在專制時代的一個好大喜功皇帝，是可以不論國庫盈虧，傾全國之力完成其意志的，毛澤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正是鮮明的例子。所以這種推論即使在船價資料充足時也是邏輯不通的。其次，經濟史學家早已用其他社會各層面的資料把明初的經濟狀況好壞研究清楚，根本不需要用此來推論。倒是從明朝中葉的《龍江船廠志》中有關造船成本的記載與當時物價相較，我們可以瞭解造船的相對成本，但是似乎還未見到有學者對此議題有所著墨。
寶船安全的迷思
第四種迷思是「鄭和船隊的航行成功且安全，船隊人員幾無損失。」這是少數有關鄭和的文字給人的模糊印象，但卻不是學界的共識，相反地很多學者已經引用《前聞記》的描述來指出下西洋不僅花費甚鉅，而且人員損失慘重。著於明朝中葉的《前聞記》雖是筆記式作品而非歷史著作，但是在沒有其他資料的情形下，此一寫法不太誇張的作品也有些參考價值。據《前聞記》的描述，鄭和下西洋的活動的死傷是以萬計的。當然這數字包括作戰造成的，但以鄭和在西洋活動中的戰役不多的情形下，可知尚有許多人員死傷是來自航海中的意外，如觸礁或遇風暴翻船等，因此鄭和船隊的航行並不如那些文章所刻劃的那樣安全。
船隊規模比較的迷思
第五種迷思是「鄭和艦隊規模可能超過臺灣海軍」。這原是2002年12月17日聯合報一篇報導的標題，本來記者郭乃日報導的內文是「與會者都一致認為，當年鄭和任一次下西洋所率領的艦隊，可能比今天臺灣所有海軍艦艇總量還多。」一般在比較船隊時，比較有意義的比法有兩種：可以比總數量，也可以比總噸位(排水量或載重量，需視情形而定)。文中的總量一詞不甚清楚，以前後文看來，指數目的可能性較大。若是以艦隊中船隻數目來比較，其實沒什麼意義，因為這不是兩個組織架構類似的船隊，也不是可能會交戰的雙方。
鄭和船隊中約有百艘以上的船，臺灣海軍的船艇詳細數目不清楚，但可從資料尚不齊全的表一之整理中看出主要的內容。從數目上看來是少於鄭和的船隊，但是如果鄭和寶船的長度不是百公尺級的，其噸位總和也不可能比臺灣海軍大。如果鄭和寶船是百公尺級的，大家可以想像會有拉法葉艦那麼長，但是寬多了，噸位會有登陸艦那麼大，而且是全木造的，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其實，這種比較就如同把現在台灣的漁筏數目(一萬五千艘，更多！)來與美國海軍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船數(十幾艘)比較一樣不妥，不論從火力或性質或總噸位看，漁筏編隊也都不是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對手，但數目卻是千倍。
這種類比頂多給人們一個數量上的概念，但是卻很容易誤導讀者產生一種「鄭和艦隊比台灣海軍強大」的錯誤印象。因為規模一詞有多重涵意，可以純指「數量」(而數量有很多種：數目、尺寸、火力、噸位等等)，也可能在暗示「力量」。而被比較的兩項事物通常是被認為具有比較意義時，才會被拿來比較。因此讀者或許比較容易察覺漁筏與航母戰鬥群比較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對於較為陌生的鄭和船隊，卻不容易發現是否適宜相提並論，因此看到有人把鄭和船隊與另一船隊比較時，會被暗示這是有意義的比較，又見到一個規模比另一個大，就容易產生規模大者較強大的印象，卻不容易發現撰文者其實在相提並論時已經犯了不應該相提並論的邏輯錯誤，而其效果是使對詳情不察的讀者輕易地落入這種邏輯陷阱當中，得出錯誤的印象與迷思。
我們可以說這是編輯台在下標題時，比原來記者有點模糊的敘述又更誇大的結果。而這種沒什麼意義的比較，也是媒體誤導並創造迷思的一個例子。
表一 臺灣海軍現役主要船型*與規模**
|
類別 |
長度 |
排水量 (噸) |
艘數 |
噸位 |
|
成功級(中船公司製)巡防艦 |
438 呎 |
3,963 |
6 |
23,778 |
|
康定級(法國製拉法葉級)巡防艦 |
125公尺 |
3,680 |
6 |
22,080 |
|
濟陽級(美國製諾克斯級)巡防艦 |
438呎 |
3,963 |
6 |
23,778 |
|
陽字武三型驅逐艦 |
390.5呎 |
3,520 |
>5 |
>17,600 |
|
劍龍級潛艦(荷蘭製) |
219.6呎 |
2,660 |
2 |
5,320 |
|
茄比級潛艦(美國製) |
307.5呎 |
2,400 |
2 |
4,800 |
|
中和級登陸艦 |
562呎 |
8,500 |
2 |
17,000 |
|
中正級船塢登陸艦 |
475.3呎 |
9,375 |
2 |
18,750 |
|
中字型戰車登陸艦 |
327 呎 |
3,640 |
14 |
50,960 |
|
旭海級船塢登陸艦 |
171.3公尺 |
14,362 |
1 |
14,362 |
|
達觀號測量艦 |
93呎 |
3,200 |
1 |
3,200 |
|
錦江級巡邏艦 |
204呎 |
680 |
3 |
2,040 |
|
永陽級掃雷艦 |
173呎 |
850 |
4 |
3,400 |
|
永豐級獵雷艦 |
49.4公尺 |
530 |
4 |
2,120 |
|
永福級艦 |
144呎 |
383 |
4 |
1,532 |
|
美字型戰車登陸艦 |
203.5呎 |
920 |
4 |
3,680 |
|
武夷號補給艦 |
162.1公尺 |
17,000 |
1 |
17,000 |
|
總和 |
|
|
>63 |
>231,400 |
*飛彈快艇、AP運輸艦、ARS救難艦、AOG運油艦、其他陽字號驅逐艦因資料不全，未列入。
**資料來源：中國軍艦博物館http://www.yaox.com/cwm/ 及中華民國海軍全球資訊網http://www.mnd.gov.tw/division/~defense/mil/navy/about_navy_ship_history/0401.htm
(作者陳政宏，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鄭和研究藏書
章樂綺
美國國會圖書館最近彙整了館藏的鄭和研究書目。這是「美國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慶祝活動聯合籌備委員會」在去年（2004）8月成立後舉辦的重要活動。該會會長佘琼芳女士表示，除了在2004年底在大華府地區舉辦徵文（中英文體不拘，截稿日為2005年1月20日），並結合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大西洋分會、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美京華人活動中心，促請美國國會圖書館進行整理鄭和研究館藏書藉，以利鄭和研究。
為瞭解美國國會圖書館有那些鄭和研究的藏書？有那些藏書是來自臺灣地區？特前往美京華盛頓。該圖書館座落在國會山莊旁的獨立大道，成立於1800年，經過兩世紀的發展，館區擴及傑佛遜、麥迪遜及亞當斯三幢大樓。典藏書籍達2800萬冊，涵蓋460種文字以及大量的國會文獻。亞洲部位在傑佛遜大樓，成立於1869年，第一批中文書籍受贈於清同治皇帝，如今藏書已由最初的933冊，增至97萬冊，是中國境外最大的中文圖書館。
該館彙整館藏與鄭和相關的中外文獻，共計有專書六十餘冊，期刊雜誌十餘類，論文逾兩百篇。其中中文書籍包括：《明史》、《明實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保太監西洋記演義》、《武備志》等古籍名著，也包括大陸、臺灣在20世紀的出版品，以及近來引起廣泛評論的李露嘩（美人）、孟西斯（英人）著作的中譯本。
藏書中由台灣地區出版印行的書籍主要有：
陳水源《傑出航海家鄭和》（晨星出版社，2000）
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稻香出版社，2003）
江鴻《最早的中國大航海家－鄭和》（臺灣中華書局，1986）
經典雜誌《鄭和下西洋，海上史詩》（經典雜誌，1999）
邱仲麟譯，李露瞱著《當中國稱霸海上》（遠流出版公司，2000）
梁嘉彬，蔡鎮《鄭和》（海外文庫出版社，1954）
鮑家慶譯，孟西士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遠流出版公司，2003）
馮承鈞譯，伯希和著《鄭和下西洋考》（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蘇尚耀《鄭和下西洋》（東方出版社，1987）
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76）
期刊文獻出於台灣地區者，只列了三篇：
徐玉虎，〈鄭和航海圖中”航海名詞”詮釋〉《大陸雜誌》（1958）
張之傑，〈明代的麒麟－鄭和下西洋外一章〉《